何俊（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陈来儒学思想录》的出版可谓适得其时。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来说，有个问题是大家一直以来思考的，这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地位如何，它未来的前景如何？实际上，自从进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在今天，解答的迫切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陈来先生谈到，儒学复兴有“理”和“势”两方面的问题。大家都认同，身为中国人，虽然我们所处世界的很多方面都已西方化，但价值系统却未必能够西方化，生活方式也未必会西方化。但儒学复兴还有个“势”的问题。陈来说，儒学复兴的先决条件是中国现代化的推进。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逐渐告别了贫困，国力大为增强，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应该构建怎样的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在其中占有怎样的地位，都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有三个问题需要关心。第一，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在文化、政治、思想层面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前一段时间我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看到电子屏上打出12个字：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这就是一套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儒家的词汇。进而我想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形成自己的现代学术话语体系。我们今天的学术话语，大量的是从日本引入的，比如像哲学这个词就是从日本来的，这样一套话语就有点不中不西的样子。当年章太炎刻意保留中国学术话语，但他用的词往往太生僻，没有办法在时间的大浪淘沙中生存下来。今天我们我们需要一套平和、平实又有内涵的话语体系，陈来的表述，他所选用的词汇，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第二，陈来的研究和著述坚定了我们阐发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讲：“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中，何者为优秀，谁来决定何者为优秀呢？我想，陈来整个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传统儒学的阐释，代表了当代一流的水平，能够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

　　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今天学界在对儒家传统的阐发中，能否形成相对共同的认识呢？比如价值观问题，很多人更关注公民、社会、国家三个层面，但我始终觉得，家庭对中国人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西方，家庭和社会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平台是教会，教会对于人实现社会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中国，家庭是每个人的起点也是终点，家庭起的作用特别巨大。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近代以来，对传统的破坏就是从对家庭的冲击开始的。在今天，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思考家庭的意义？道德重建是否需要从家庭开始？

　　第三，陈来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认为儒学复兴，最有效的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就是在实践层面。他的这个看法我很同意。比如现在讲爱国，这是中西方文化都认同的，但对西方来说，爱国是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爱国意味着什么？1930年代，章太炎有一个讲座，他说，现在的人天天嘴巴里喊爱国，但什么是爱国呢，他说爱国是爱一国之人民，而爱一国之人民要从孝悌入手，一人连父母兄弟都不爱，怎么可能爱他人？这是很典型的儒家思想。《论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朱熹特别解释道，孝悌不是仁，而是仁之本。

　　最后讲一点，陈来的一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他说当前新儒学有三种存在方式：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学术儒学是指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文化儒学是指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阐发儒学的现代意义，民间儒学是指民间实践层面的儒学。我联想到的是《大学》所讲的儒学，它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之下是个人的事情，“齐家”之上是社会的事情。从这里可以看到，在传统中国，儒学就是整个的学术，涵盖了人生和世界的各个方面。比如，像儒家经典《尚书》就可以说是古代的政治学，“格物致知”就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总之，儒学的关照是可以覆盖整个学术世界的，但问题是今天的学术世界似乎缺少了一个灵魂，用朱熹的话讲，缺少那个理。我感觉，陈来先生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的三分法好像缩小了儒学的关照范围。儒家学者关注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那相当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大儒学的观点。我私下以为，中华学术应当是儒家思想的展开，儒学辐射到的不仅仅是哲学，而应当是所有学科。或许，这个问题太大了，我的“野心”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