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梁漱溟)

    潜心佛学研究，两次欲自杀，一度想出家为僧

    梁漱溟说，他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他一生精力都用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人生问题；一是中国问题。对人生问题的追问，使他出入于西方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学问，而被视为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求索，使他投身于辛亥革命、乡村建设，发起中国民主同盟，而被视为社会活动家。

    14岁左右，他就这样来评判人和事：对人有无好处，好处大还是小，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这种功利和实用的态度，自然和他父亲有关。在他看来父亲天资不高，所以思想不超脱；秉性笃实，所以遇事认真，用心精细；不肯随俗流转，有侠骨热肠，所以行为端正。他最初的思想和为人受父亲影响，也是尚侠、认真、不超脱这一路，因此鄙视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自负要建功立业，救国救世。

    因为崇尚事功，此时中国问题对梁漱溟的刺激，远大于人生问题。他很注意民主和法治等观念，自以为大有心得。在他看来，英国式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比美国和法国都要完善，是理想的学习对象。至于政治改造的手段，最好的莫过于俄国虚无党人暗杀的办法，一方面很有效，一方面破坏不大，不至于引起国际干涉。

    武昌起义爆发，即将中学毕业的梁漱溟在学校呆不住，参加了汪精卫获释后暗中组织的革命团体京津同盟会。不久清帝退位，暗杀暴动可以搁下了，他又和一班朋友办《民国报》宣传革命，“漱溟”二字正是当时总编给他拟的笔名。

    做了一年多的新闻记者，与社会频繁接触，渐渐知道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1913年，他离开了《民国报》。

    他原是个事功派，此时见到政治阴暗的一面，一下由昂扬转入消极、伤感、烦恼，再加上用思过度，精神状态不稳定，竟两度自杀。“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所以悔恨的意思就重，使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打架，打到糊涂得真是受不了的时候，就要自杀。”

    母亲的病逝更令他悲痛不已。重病中她曾把不愿结婚的儿子叫去，“挽儿手而泣”，劝他娶妻。坐在旁边的梁济却沉默不语。第二天母亲写纸条给儿子：“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

    普通人一到晚年多半希望能有孙辈，梁漱溟的亡父梁济不例外。他自杀前，大儿子梁焕鼐结婚10年，只生了两个女儿，按传统观念说，梁家尚无人传宗接代，但他始终没跟梁漱溟提结婚的事。他希望儿子继续学业也并不催促，任由他在家闲居了两三年。在那段时间，梁漱溟沉浸于佛学中，甚至想出家。1913年7月，他给舅父张耀曾写信提到决心当和尚的事，说以前和尚可以托钵化缘，现在恐怕行不通，他近来致力于医学，将来可能当和尚而以行医维持生计。“读书人皆求理想之实现者也”，而不能先考虑行不行得通。

    读佛学的成果之一，是有感于友人黄远生被刺写就的《究元决疑论》，认为人生惟一的出路就是皈依佛法。但出世固然好，如果能领悟佛法，入世也不妨。很有意味的是，他认为，人类社会由图腾时代进化到宗法时代，再进化到军国时代，最终会渐进于社会主义。到那时候，人类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极度灵敏，消除痛苦的人世方法已经穷尽，唯有佛法能使人解脱，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促进进化的入世者，也可以说是在促进佛法的成功。

    此文不但自己当时很满意，后来还引出好些朋友关系。蔡元培就是在读过后才决定请他去北大教印度哲学。

    到北大任教，为佛陀、孔子出一口气

    1916年，因张耀曾(时任司法总长)推荐，梁漱溟走出书斋，担任司法部秘书。第二年张耀曾下野，他也离职南游。10月，返回北京，有感于旅途中所见军阀战祸，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呼吁社会各界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阻止内战，培植民主力量。他自费印了数千册分送给人，稍后来北大任教，在教员休息室放了些。旧派学者辜鸿铭阅后自语：“有心人哉！”新派教授胡适读过后在日记中记下一笔：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要革命的。

    到北大第一天，梁漱溟就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说，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

   1918年11月7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登启事，征求研究东方学术的同道中人，然后办了个孔子哲学研究会。他说自己已决意出家，出家前留出一两年为研究东方学术的人开个头。但他刚将自己的意见“略微讲了一个梗概”，3天之后，父亲梁济就自杀了——他最终没有活着看到儿子回归他所信奉的儒家。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朝夕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些“新青年派”相处，倾心东方旧文化的梁漱溟“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但他不肯盲从而要寻找自己的路，“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则得之。不对也好，总会对的。”

    1920年春，梁漱溟放下了出家的念头。他发现儒家与佛家的人生态度正好相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一种和乐的人生观贯穿《论语》全书。“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

    他进北大时即抱着讲明东方古学的念头，北大的生括体验和特殊氛围更加强了他的这种承负心理。1920年秋天，他开始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起了以东方学和儒学为主的研究，以回应当时由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对传统思想之批判。他透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重新评价儒家思想，影响了同期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这可以说是他出佛入儒、“回到世间来”的第一个实际行动，他把这着作是自己“总爱关心种种问题，萦回胸抱地思求它”的现实关怀情感的复苏，是由佛转儒学理变化之后，“回答最急迫的现实问题”的一次直抒胸臆的畅发。

    此番宣讲东西文化的成果，最后体现在他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这本论著成了现代新儒学的先驱，而梁漱溟也迅速成为众望所归的新一代儒者的代表。当1924年夏，印度诗哲泰戈尔来华访问时，他俨然是以当代儒宗的身份前与会晤的。境遇的改变，频繁的社会活动，以及日渐隆起的声望，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梁漱溟的身心，充溢着他现实的生活。他开始全副精神随顺世间，在现实层面上追求一展抱负。在随后的十年乡村建设活动和十年“奔走国事”的努力中，他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行动的儒者”。

    并且，既已放下出家的念头，也就不必坚持独身了。1921年，他与黄靖贤成婚，“率新妇拜公遗像而哭”。4年后，谢绝外务，校订父亲遗著付印。这一年，长子培宽出生，3年后是次子培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