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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城:儒家经典中的政治哲学及教育思想
当代儒学网   2013-11-08 03:05:04 作者:齐城 来源:信阳日报 文字大小:[][][]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门真传弟子中,代表人物有曾子、子思、孟子等,代表著作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作者分别是孔子及其弟子曾子、子思、孟子等。这四部著作合称“四书”,是儒家经典。“四书”中包含着儒家学说的精辟论述和丰富思想。儒家学说在创立后的两千余年间,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被逐步奉为经典,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以“仁”为其研究的核心,进而把“理”、“心”等提升到世界本原的层次来认识,形成独特的政治哲学和教育思想。这些思想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一、孔子及其《论语》中的政治哲学和教育思想

  孔子其人。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少“贫且贱”,“故多能鄙事”。及长,在鲁曾任“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等小官。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中年,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事。后又曾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终不见用。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周易》包含“经”和“传”两个部分。“经”是正文,“传”是解释“经”的。《易经》部分,古人说卦辞为周文王所作,爻辞为他儿子周公旦所作。《易传》部分,司马迁说为孔子所作。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余人。

  孔子的“仁”学学说。孔子把“仁”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标准。他认为“仁”有两层意思:一是克己复礼;二是仁者爱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篇第六》)等论点。即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但又以孝悌为“仁”之本。认为“仁”的执行要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仁”实际上是以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为目的的。

  孔子的政治主张。他提出“正名”的主张。“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篇第十三》)。意思是说,名分不正,道理就讲不通;道理讲不明白,事情就办不成。孔子强调的是治理国家时要做到名实相副,言行一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第十二》),都应实副其“名”。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的论点。

  孔子的教育思想。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即教育人不分任何类别。主张“因材施教”,坚持“教学相长”(《礼记·学记》),并要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篇第七》)的精神。强调“学而时习之”,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第二》)和“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篇第二》)等命题。

  孔子的世界观。他相信有人格意义的“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第三》),但又把天看成是自然之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第十七》)。重视祭祀,但又怀疑鬼神的存在,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第六》),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篇第十一》)。相信天命,强调“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篇第二十》),但又重视人为,在生活上采取积极的态度,表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篇第七》)的乐观精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第二》)。以此来表明他的天命思想和人生态度。

  孔子对后世的影响。自汉代以后,经过不断补充和改造,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奉为圣人。现存《论语》一书,记有孔子的谈话以及孔子与门人的问答,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孔子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其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以参政入仕为主要目的,讲学著述是第二位的。由于孔子坚持自己“宗周、复礼、正名”的政治理想与政治道德,最终沦落不遇,晚年居鲁,以退修诗书、教授弟子为业。在平生政治志向落空之后,不得已成为教育家、思想家。但追溯其本义,孔子首先是一个为政治理想不懈努力而未获成功的政治家。

  二、曾子及其《大学》中的政治哲学和教育思想

  曾子其人。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6年)。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费县)人。名参,孔子晚年的学生,以孝著称。认为“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主张“慎终(慎理父母丧事)追远(追念祖先)”(《论语·学而篇第一》),还主张“犯而不校”(论语·泰伯篇第八)。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相传《大学》是他著的。《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独立成篇,是儒家学派的入门读物。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大学”相对于“小学”而言。“小学”在古代专指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古时蒙童入学,先习认字,掌握基础的文化常识和必需礼节。待到15岁左右方可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道即规律、原则等。“明明德”即使道德彰明光大之意。“亲民”的“亲”,通“新”,使更新、革新的意思。“亲民”就是“新民”,使民众弃旧革新,除恶扬善。“止于”在此作目的解。大学的宗旨就在于彰显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革新,除恶扬善,在于使人达到至善的境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大学》)。“庶人”指平民百姓。“壹是”即都是。曾子指出,上至天子君王,下到平民百姓,每人都应当以修养品行作为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倘若本末倒置,想要治理天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曾子16岁拜孔子为师,得其真传。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师从曾子,子思又传授儒学于孟子。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家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特别是被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政治哲学体系。三纲领中,“明明德”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亲民”指自明其“明德”之后,推己及人,教民自新;“止于至善”则是“明明德”与“亲民”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八条目”常与“三纲领”合称“三纲八目”,是宋代理学标榜的“内圣外王”的八个步骤。

  曾子主张凡治理国家的人,必先从个人修养做起,被称为“初学入德之门”。他具有“以仁为己任”、“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大丈夫气概,在与政治权势的交往中保持着无私无畏,议而不从的态度。不屈从、不苟合、刚直不阿、清醒处世的君子品格——这基本上是原始儒家对待政治权势的正面态度与做人的基本原则。虽然不必一定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但一定清醒地保留着对专制政权的批评权力,这是曾子留给后人的启示。

  三、子思及其《中庸》中的政治哲学和教育思想

  子思其人。子思,(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战国初期思想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相传曾受业于曾子。他把儒家的道德观念“诚”说成是世界的本原,提出“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礼记·中庸》),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之最高境界。他继承、发挥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庸”的“中”指无过也无不及,即恰到好处。“庸”是指平常。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子思认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礼记·中庸》)。“诚”原意是诚信无欺,既不欺人,也不自欺。他把“诚”说成是人具有的天赋道德,是人生最高的道德境界。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相传《中庸》是他的著作。《中庸》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合称“四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最早出自《礼记·中庸》,这是古人总结的五个基本教学步骤。古人认为学习并非埋头苦读,而要不断地问难、思索、讨论,最终通过实践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学、问、思、辨、行”的对象就是道德知识。子思认为,要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详尽细密地探究事物的原理,对自己所学的东西要谨慎思考,辨清是非,当获得了真理之后,就要坚决地去实践它。“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四书章句集注》)。程子曰:“五者缺其一,非学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礼记·中庸》)。南宋朱熹认为,“尊德性”,即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即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认为“尊德性”是指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道问学”是指格物致知的道德学习。这段话的意思是:所以君子尊崇德行,又注重学习、询问;达到广大的境地,又详尽到精细处;达到高明的极点,又注重中庸的实行。既温习已经了解的道理,又认识新的道理。崇尚礼节要朴实忠厚。这段论述是《中庸》中所表达的思想精髓。

  中庸之道乃孔门最高之道,它教育人们在人人关系、人物关系中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地处理。“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礼记·中庸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不偏向任何极端,追求对立两端的统一与中和。中庸之道出自人的明德之性,是明德之性作为人性的必然表现。子思从人性上阐发了这种必然表现的心理实质,把中庸之道在更深的层次上归结为中和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可见子思的中和之道是对中庸之道的发展与完善。

  孔子哲学的出发点,是人道即天道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它的本体论环节在子思这里就被阐述为天道与人性的一体性,表现为人的中和之道。要而言之,天道与人道的一体性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到“诚”的理论,由“诚”的理论到合外内之道,由合外内之道到复归于中和之道的“天地参”,这就是子思用以阐述和发展孔子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在思想史上,子思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对后世影响较大。

  四、孟子及其《孟子》中的政治哲学和教育思想

  孟子其人。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邹城(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历游齐、宋、滕、魏等国,一度任齐宣王客卿。因主张不见用,晚年退而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书立说。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将孔子“仁”的观念发展成“仁政”学说。提出:“民贵君轻”说。主张“法先王”、“行仁政”。肯定人性生来是善的。著作有《孟子》,其中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各项活动,及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学说和思想,为研究孟子思想和思孟学派的主要材料。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社稷”又作为国家的代称。孟子这句话是指,在一个国家里,百姓是最重要的;其次便是社稷;君主要算较轻的了。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认为民心的向背,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思想。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用“王道”、仁德排斥法家的刑力和霸业。孟子强调以“仁政”统一天下,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与法家的“霸道”政治相对。认为“得其心,斯得民”,“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梁惠王章句上》),阐述了儒家的“重民”思想。尽管不被当时诸侯所用,但对后代开明君主或进步思想家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穷”即在仕途上不得志;“达”即在朝廷居于高位。“兼济”是进,“独善”是退,进退有据,进退都不偏离儒家圣贤之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富贵不能淫乱放荡,贫贱不能动摇志向,武力威逼不能屈服,这样的人才能称为大丈夫。这是孟子所主张的大丈夫应达到的一种境界。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章句下》)。上天要把重大的使命交给某人时,定先折磨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肠胃,困乏他的身体,故意干扰他的行动,这样是为了触动他的心灵,坚忍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孟子认为,古往今来,凡欲堪当大任者,皆亦如此。

  孟子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提出“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对后来宋儒有很大影响。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要“反求诸己”,排除感官物累,“善养吾浩然正气”,以达“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进而断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上》),把治学和认识问题归结为如何找回散失本心的心性修养问题,阐述了认识论和伦理学相统一的“天人合一”说,对后世儒家哲学的演变和发展有很大影响。通过阐发子思学说,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史以“思孟学派”称其和子思之学,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孔门儒学的正宗。战国时期,孟子为儒学一派,至魏晋时,史家仍以孟、荀并称。唐韩愈提出“道统说”,扬孟抑荀,定孟子为孔子之道的唯一继承者,后又称之为“亚圣”。《孟子》成为儒家四大经典之一。

  五、儒家学说的历史传承和学派发展

  儒家学说的历史传承。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战国时儒家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家为适应各个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总是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在两汉,有以董仲舒、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以及谶纬之学;在魏晋,有王弼、何晏等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在唐代,有韩愈为排佛而倡导的儒家“道统”说;在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和陆王派的理学;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中期以后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五四运动前后,儒家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日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但由于它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两千余年,它的经典曾是封建统治阶段的最高教条,实际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也为后代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儒家学说的学派发展。儒家学说至宋明时期发展到极致,有三大主要学派。近现代以来又发展为新儒学。其主要观点分述如下:宋明理学。即宋明儒家哲学思想。汉儒(主要是古文经学派)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此称。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揉合佛、道而形成三教归一的新特点。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有“理学三先生”之称。但实际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颢、颐),至南宋朱熹始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实指封建伦理准则)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学主“即物而穷理”。在朱熹时,有陆九渊一派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同程朱学派对立。至明代,王守仁更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陆王学派断言主观的“心”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为学主“明本心”、“致良知”,并强调“知行合一”说。但自北宋张载提出气一元论,已和二程不同。明代王廷相以至清初王夫之等,曾先后发展张载的学说,以反对程朱或陆王之学。

  程朱学派。宋代理学的主要派别。首创者二程(颢、颐),集大成者朱熹。因为他们的学说基本一致,后人称这一派为程朱学派。程颢提出为学以“识仁”为主。程颐则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为名教纲常辩护。他们断言“理”是离开事物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为学主“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程);“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朱)。朱熹断言“理在先,气在后”。他从教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精致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等。朱熹曾与陆九渊等有过关于“太极”和治学方法问题的争论。宋以后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该派曾长期保持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陆王学派。南宋陆九渊创立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和“心即理也”等命题,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并和程朱学派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抗衡。这派学说至明代王守仁有进一步发展,合称陆王学派。王守仁(阳明)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旨,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提出“致良知”的学说,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生而俱有的“良知”。他的“知行合一”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行后”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明中期以后影响很大。明末清初,传至日本,发展成为明治维新前后的一个重要学派。

  朱陆异同。即朱熹和陆九渊在学术思想上的异同。朱熹把独立于人的知觉之外的“理”(客观精神)作为世界本原。陆九渊把人的知觉(心)作为世界本原。朱熹认为“理在气先”,“理”是一切事物的支配者;为学主先“道问学”,“即物穷理”,通过向外的“格物”去启发天赋的“在心之理”。陆九渊断言“心”是宇宙的本体,“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为学主先“尊德性”,“发明本心”的向内路线,并否认认识有一个过程,“顷刻而知之”。朱熹强调“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以圣贤著作为“理”的完备体现。陆九渊则强调“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象山先生全集·语录下》),“六经皆我注脚”,降低儒学经典的地位。另外在人性论问题上,朱熹主张人有道心、人心,而道心驾御人心。陆九渊则反对有这种区别,强调心即理。鹅湖之会,两派主要在治学方法上展开争辩。在本体论上,两派对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说,更反复辩论:朱认为“无极而太极”即“无形而有理”,陆则根本怀疑“无极”为周本人的思想。以后他们的弟子也分朱、陆两派。他们的争论,一般认为是客观唯心主义(朱)和主观唯心主义(陆)的争论,但他们的思想又是彼此渗透,互相吸收的。

  张王学派。张载是北宋哲学家,世称横渠先生。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各种事物现象。批判佛、道两家关于“空”、“无”的观点。他的哲学中的唯物主义部分,对明清之际王夫之有很大影响,并为其所继承和发展。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思想家,世称船山先生。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有力地驳斥了程朱关于“理气”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在哲学上最重要的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等。

  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思想,为贺麟用语。它是指西方哲学“与中国孔孟程朱陆王之哲学会合融贯”而“产生发挥民族精神之新哲学”。1941年8月,贺麟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称儒家思想为“中国的正统思想”,认为就其传统而言,“乃是自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来最古最旧的思想”,就其现代及今后的新发展而言,“可以说是最新的思想”,“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提出“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强调宋明儒学,“可称为民族哲学,为发扬民族,复兴民族所须发扬光大之学”(《宋儒的新评价》)。“新儒学”的基本倾向是传统的孔孟程朱陆王之学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儒学可以分为三大派,“新儒学”发展了其中的两派:一是继承陆王学派,如熊十力。二是继承程朱学派,像冯友兰。“新儒学”中熊十力发挥《易经》的辩证观点,自称“新易学”。其哲学思想以儒为宗,揉合佛学。主要发挥《周易》、宋明陆王心学和佛教大乘空宗法相唯识之学,自建“新唯识论”体系。认为哲学的大旨在于穷究本体。宇宙万物是本体流行的迹相,本体又非离“本心”的外在境界,故“天地万物皆吾一体”(《十力语要》卷一)。冯友兰推崇程朱理学,提出“新理学”。他把中国哲学史分作“子学时代”(先秦)和“经学时代”(汉—清)两大部分,并在《自序》中指出,其研究哲学史时所持历史观是采用黑格尔“正”、“反”、“合”之公式,以程朱理学结合新实在论,构造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三是弘扬儒学里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的唯物论思想,代表人物是张岱年。他在哲学史上首次给张王等唯物论以重要地位,提出一本多极、本至有辩等理论命题。阐明中华民族精神是刚健精神,即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和为贵”的精神,即厚德载物、兼容博大的精神。认为中国古代哲学长于辩证思维而缺乏分析思维,主张既要发展辩证思维,也要提高分析思维的水平,并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认为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正在经历一个舍旧创新的转变过程,妄自尊大是不可取的,妄自菲薄也是没有前途的。

  六、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的文化价值

  近期,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教育法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教师法的第六条“每年九月十日为教师节”拟修改为“每年9月28日为教师节”。9月28日是中国教育家孔子的诞辰日。以这一天作为教师节,意蕴深远。

  教师节需要一个文化符号,需要通过特定的人格形象表达出来。比如,“端午节”表达的是爱国主义的情怀,其人格化形象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孔子被中国人尊崇为“至圣先师”,他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绵延居功至伟。以孔子诞辰日作为教师节已形成国人的共识。

  孔子在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践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在孔子的年代,全世界几无例外,教育都是上层人士才能享受的特权,即便到了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21世纪,人类仍未彻底解决所有人平等享有教育权利的难题。如果说中国文化曾经领先世界,那么以公平为旗帜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的领先,应该是最明显且无可争议的,而孔子就是最先举起“教育公平”大旗的旗手。

  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同样得到世人的公认。它同“有教无类”一起,为建构教育科学提供重要构架。如果说“有教无类”要求所有个体享有无差别的受教育权利,那么“因材施教”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受教育者内在的个性差异。宏观层面的社会权利无差别和微观层面的人格差别性,构成教育基本问题的核心内容:为了避免权利差异,国家需要一视同仁地为所有公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从个人先天禀赋的不同出发,又要求个性化的教育内容和方法。这一悖论式的难题不要说当下中国尚未解决,就是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解决。

  孔子是最早提出教育核心问题,并尝试解答问题的“至圣先师”。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不仅表明中国人不忘传统,感恩先人,更表明中国教师始终牢记“有教无类”的宗旨,对所有学生给予一视同仁的关心和教诲;牢记“因材施教”的原则,探索最适合学生个性发展的内容和方法。据此而论,以孔子诞辰日为中国教师节可谓“善莫大焉”。

  从历史贡献上看,中国文化并非儒家一统,而是诸子百家各有其功。为人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其核心要素就是政府及其作用,这无可争议是法家的贡献。根据美国已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说法,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政府形式。至于哲学思辨的深刻,老子更显突出。据说美国出版中国著作的版本包括再版,最多的就是《道德经》。兵家代表作《孙子兵法》则在全球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领域占居无可动摇的崇高位置。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复合结构,共同维系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化发展,其中儒家、道家、法家的影响最大,而儒家思想无疑又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有一些深湛的思想,诸如人格独立的思想,社会担当的思想,刚健自强的思想,以和为贵的思想等,现在还应予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确实也存在严重缺欠,如不重视生产技术,不鼓励学术自由,强调等级制度等。但如果传统文化中没有孕育着进步的契机,中国人民发愤图强的坚韧力量和伟大复兴的精神渊源又将以何为根据呢?

(作者系信阳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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