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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河:儒家究竟能做什么(图)
当代儒学网   2013-10-27 00:42:45 作者:周怀宗 来源:北京晨报(北京)  文字大小:[][][]

 

李河:儒家究竟能做什么


    道德滑坡、诚信危机、行为失范、信仰缺失……许许多多当今社会中出现的问题,都和整个社会缺失精神层面的设计有关,这也是诸多儒家学者们所努力探索的问题,重新振兴儒家思想,是否可以拯救这一切?古方是否可以解决现代人的困扰,究竟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还是“事异则备变”?这也是许多人在争论的事情。

  李河说:“儒家和现代性并不矛盾,但同样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并不相同,儒家作为现代人精神构建的必要因素甚至是重要因素都没有问题,但并不能完全依靠它去建立一个良序的现代社会,因为基本的原则不同。”

  断裂之后的缺憾

  北京晨报(
微博):“复兴儒学”的想法说明了什么?

  李河: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之后,中国社会快速地进入现代性的转型,但是这种转型是非常急剧的,也是非常割裂的。整个社会中的价值、观念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这种剧烈程度甚至反映到书写文字的变化中,这不仅是指繁体字变成简化字问题,更是指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汉字工具化倾向—而我们知道,工具化本来是拼音文字的重要特征,汉字因其是表意文字,文字结构中以图像方式保留着非常丰富的原始文化信息,因而是世界上少有的“超工具性文字”,但随着如今一波一波的简化字出现,它基本已沦为“方块式的拼音文字”了。放眼世界,如此剧烈的变化,可能是在有帝国传统的古老民族中最特殊的一个,比如说法国,虽然法国大革命非常激烈,但是法国的文化并未断裂,英国更不用说,改良主义的故乡。而在文明国家中,经历过文化的断裂,又开始远离革命之后,断裂所造成的缺憾感就非常强烈。

  北京晨报:那种“复兴儒学”的想法是否也和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关呢?

  李河:是的,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信仰危机、文化危机,或者说基于信仰危机的文化危机,在今天给人的感觉已经太明显了,各个领域都在经历腐败的阵痛,官员不像官员,大学不像大学,研究机构不像研究机构,所有的东西都被“孔方兄”挂帅,逐利思想和行为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深切感觉到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精神文化方面的“顶层设计”。如果我们回到儒家思想中,看儒家思想所表达的东西,比如义利之辩等等,就会觉得我们特别缺少,也特别需要。

  关于现代性的诊断

  北京晨报:那么儒家思想是否真的能够挽救这些问题呢?

  李河:一说到“中国文化”,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一方面是说要找回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许多人觉得,儒学可以成为疗治现代精神危机的一个良方。荀子所说的“成人之教”现在已经没有了,一个人要成个什么人,没有人关注这个。

  北京晨报:复兴儒学和这个诊断有直接的关系?

  李河:这个诊断里还包含一种看法,认为当今社会中道德滑坡、精神构建缺失,出现信仰危机,人们的行为完全处于失范状态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现代性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那么有了这样的诊断,人们自然认为还是要用古方治疗,认为儒家可以拯救道德、信仰层面出现的问题,甚至还可以拯救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即现代性的缺陷。所以,基于这种种前提,就有了复兴传统文化,复兴儒学。也就是说,不仅要继绝学,还要治病,还包括弥补现代性的缺陷。

  现代性缺什么?

  北京晨报:这个诊断是否准确呢?

  李河:官员不像官员,商人不像商人,教师不像教师,学生不像学生,是否真的是所谓外来的现代性带来的缺陷呢?很难说。因为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那些最发达的国家,都是现代性构建原则最发育发达的国家,他们那里依然是干什么像什么,并没有出现我们这么多的问题。全部的问题大约在于,我们是以比较变态的方式取用割裂现代性的社会建构原则,由此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

  北京晨报:比如说?

  李河:在我们来说,数十年近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有几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基本的法治秩序从来没有建立起来过,我们至今还没有实现完善的法治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到了我们这里,变成了没有信义的市场,缺乏规范的市场。其次,现代性社会高度关注教育的地位,将其作为人文教化的最重要场所,是让孩子复制传统、学会思考、训练批判的最重要场所,但这一切正是我们的教育最缺乏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一直服务于政治,服务于那种把人变成工具的低端市场经济,它能提供的最好产品就是把孩子变成白领。还有其他诸多方面都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说,我们关于现代社会和国家的现代性建构在许多方面还差得远,基本法治很不完善,司法不独立、学术不独立、政治运作和道德教化不分离、底层社会缺乏充分自治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市场经济社会必定会出现利益驱动一切,力大的撞力小的,能吃一口就吃一口的现象,必定会出现政治权力通吃一切的现象。所以说,我们的问题,和现代性的缺陷无关,而是现代性的基础设计没有完成。

  儒家是对症之药吗?

  北京晨报:那么儒家思想和学问对于我们的问题是否有帮助呢?

  李河:儒家思想对于解决我们问题,治疗我们的社会病,或者说是病社会,是不是对症很难说。不过我想人们今天还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废除科举,为什么会有“五四”那样激烈的
运动,是否因为由儒家思想所构建的社会,在和现代社会的博弈中毫无力量?是否是因为儒家本身缺乏滋育现代性的能力?

  北京晨报:您觉得实现儒学复兴可能吗?

  李河:儒家的思想和学问,确实能为中国人的精神
生活提供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我也乐意看到更多人在身体力行儒家思想和礼仪方面做更多的实验。然而就目前而言,儒学能否真正复兴,取决于它能否广泛地进入我们民族的教育和教化体系,缺了这个制度性的保证,儒学的复兴就只能是某些群体的行为。此外,儒学若要复兴,它的思想应能因应和补充现代性的逻辑,甚至能矫正现代性逻辑的缺陷。这一点现在看不清楚。比如儒家讲修齐治平,即以个人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这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政治哲学”观念,它的论证思路是“好人是好社会的前提”,所谓“以德治国”、“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个意思。但现代社会的设计通常会质疑甚至否定这样的逻辑,当初梁启超曾感叹过,“身修家齐而国未必治,身不修家不齐国未必不治”,前一句是感叹于当时中国的现状,满朝大臣多的是博学鸿儒,比如曾国藩,我们看到他的日记、家书,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典型的修身典范。但是清朝的情况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后面一句是看到西方国家的状况而发,那里假定个体是“人性恶”的,也就是所谓“无赖假定”,由此那里的思想家和社会制度设计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一群有缺陷的个体如何组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正是这样的思考使他们高度关注法治、关注基于法治基础的制度设计对人性的制约。从这个角度看,儒家“修齐治平”的知识体系假定的“好人是构成好社会的前提”的说法在社会建构方面就有问题。现代性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的,好人是好人,好社会是好社会,这是两码事,私领域中的个人道德生活和公领域中的治国是不同的。

  儒家能做什么?

  北京晨报:这是不是说以儒家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并不现实?

  李河:一个社会,如果不考虑从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设计理念,比如法治、学术独立等等,没有这些东西,只讲个人的道德建设,只讲人人都应该成为尧舜,很可能就会走向道德的反面—伪善。进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天天在主流媒体上大讲道德的社会,变成真正道德社会的可能性不大,反而容易沦为一个伪善社会。所以,儒家的东西,是否能够对应现代社会的问题,又应该怎么使用,应该是今天的人所思考的问题。要培养个人的修养,个人的精神熏陶,这些是可以的,但是要构建一个良序的现代社会,传统的儒家可能不够。这一点,我们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已经试验过很多遍了。

  北京晨报:是不是说儒家思想在现代没有什么用呢?儒家又能做什么?

    李河:并不是没用,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传统,其后续生存的质量取决于其创造性解释和转化的能力。只要它对现代性的问题有新的解释,那就是有意义的。实际上,今天也有不少学者在做这个事情。比如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他一生致力于将儒学带入外语世界,致力于儒学的复兴,在海外享有很高声誉,他的做法是对启蒙思想进行批评。我们知道,启蒙以来建立了许许多多普适价值,比如理性、法治、权利、自由等等。杜维明提出,理性很重要,但还要有情感补充;法治很重要,但还要有礼仪匹配;个人权利很重要,但还要有责任制衡;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很重要,但还要有设身处地的他者意识来弥补。杜维明认为,这第二序列的价值也是“普适的”,而儒家恰恰可以在这些方面为世界做出最重要的贡献。如果两者兼具就更好了。实际上,儒家的许多价值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很高的认同,特别是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说,如同杜维明所说,让儒家成为当今社会精神构建的一个必要因素,甚至是重要因素,这是可能的。

    李河: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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