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要有我们中华文化自己的声音。法国著名思想家于连教授曾经向中国知识界发出呼吁，希望中国知识分子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世纪转折之际，中国知识界要做的应该是站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传统。如果不做这一工作，下一世纪中国思想传统将为西方概念所淹没，成为西方思想的附庸。如果没有人的主动争取，这样一个阶段是不会自动到来的。”中华文明决不是只能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它应该在新的时代，把它的价值和光辉，呈现在全人类的背景上面。

    我们今天诠释儒家文化的历史命运和时代意义，并非回归儒学，而是从儒家文化的思想史中撷取精华，加以比较、分析和综合，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

    诠释即是理论上的构建。于连提出的“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传统。”这对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他首先要求我们厘清楚通过现代化解决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思路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错误观念，即认为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就是越现代越好，现代化当成了我们文化追求的唯一目的，而不是把它看成是我们进行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其次是，目前以西方概念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方法已经造成中国文化的深度西方化，即中国思想被束缚在西方的概念架构中，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部分。要重新理解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现代处境的理解，要求我们在普遍意义上，在更高文明价值上把儒家文明的东西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摆脱现代西方价值观念的束缚，要从儒家文化的自身逻辑中寻求更高明的人生境界和政治理想。这也就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它的精英阶层，必须有意愿和能力，在最高价值的层面上为自己文明的存在辩护，说明它的正当性，保持和增强它的理想色彩，在种种并存的、相互竞争的价值世界中，阐明自己的“存在必然性”，在关键时刻，有勇气肯定自己的价值体系，并担当起捍卫自己文明的责任。正是在这个中国文明责任的历史高度上，我在最近出版的《文化主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一书中指出，“民族政治意识的养成需要文化主权的锻造。在这一场全球化新的文化价值秩序领导权的争夺中，如果我们不能从主权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不能以文化主权来构造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形态，恐怕我们中华文明的复兴就会落空。文化主权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中的文化战略理论的重要构想，而且关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命运。”文化主权和文化权利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在最高价值层面上进行辩护。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一个却魅的过程，现代化的推动力量是工具理性。这种以工具理性至上的现代观念，一度以来成为我们的不少理论界和政府官员的主导性思想，这种思想目前已经产生了诸多问题。反映在经济层面，是我们传统以资源消耗型的唯GDP增长模式。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就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拨乱发正；反映在社会层面，是原子式个人主义对家庭和社群的瓦解，传统中国的家庭伦理遭受了历史未有的撞击；反映在文化层面，是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大面积侵蚀，以数量代替质量，传统文化几乎无招架之力，造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品质严重溃败。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提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时代意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主权政治理想对传统文化进行锻造，用我们的生命血液喂活中国古老的思想灵魂。

    中华文化光辉灿烂，延绵不绝数千年，必有其精神支柱。这便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无疑是核心，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支柱与基础，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团结和进步，对于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儒家文化也是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包含的人生和社会常道，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来自儒家哲学，来自儒家所提倡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宽厚重德的思想态度。儒家推崇“天人合一”的境界，讲究“以德配天”。《易传》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使得中华文化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自觉性，把主体精神提升到和宇宙本体一样的高远境界，强调人的道德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天地自然按一定的规律运动，人也遵照天地规律去认识和改造自身。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五千年来，勤劳勇敢、矢志不移，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理念深深印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凝成我们的民族精神。

    汤一介先生指出，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育、成长的根。如果我们把这个根子斩断了，那么，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希望也就没有可能了。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不断发展变化，命运跌宕起伏。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此对它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在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儒学呢。汤一介先生认为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来考察，一个是政统的儒学；一个是道统的儒学；一个是学统的儒学。他认为，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它的“三纲六纪”无疑对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容易把道德教化作用夸大，使中国重“人治”轻“法治”，使政治道德化，另一方面又使道德政治化，道德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总的来说，政统的儒学在历史上存在较多的问题。作为道统的儒学呢，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有儒、释、道，三家都有其传统。其中儒家以传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对其他的学派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其实就是儒学这种强大的包容性，使得儒家思想在历史过程中遭遇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不但没有被消亡，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在挑战中进行文化更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灿烂的中华文明历史新阶段。作为学术思想的儒家，包括它的世界观、思维方法以及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应当说到现在仍然给我们的理解和建立一个美好的生活世界提供着丰富的思想资源。

    回到希腊去!这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喊出的振聋发聩的口号。14、15世纪，通过重新发现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对人的研究，构成这一时期哲学活动的背景。欧洲的文艺复兴，高喊回到古希腊去。从神权到人权，从君权至上到人权至上，欧洲从千年的文化停滞中苏醒过来。

    回到先秦去!回到人的本身，回到人的价值的肯定上去。同样是我们在寻找新的传统，活的文化，为迎接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打出的口号。冯友兰先生指出：“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 我们今天也有必要拂开历史的尘埃，从先秦儒家的源头去看，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的根基是什么?是大写的人!这个人是丰满的、充满血气的、整全的人。在这点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创建者，跟古希腊哲人们一样，思想的着力点都在对人的思想和尊严的阐发。被称为西方第一个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古希腊哲人普罗塔格拉喊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宣告人在宇宙中的特殊位置。

    儒家思想，历朝历代都在谈，我们认为人是儒学的原点。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人的自觉。仁义礼智信就是儒家提倡的人的核心价值。儒家以人为本位，必然有人的自觉。先秦儒家孔子、孟子等都尊崇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肯定人的独立人格，重视人的尊严，肯定人人具有内在的价值。儒家认为，人活在世界上，最高的人生追求，就是要成为一个具有“仁”这种道德品质的“圣人”，儒家高度赞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这对形成中华民族精神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儒家高扬人的主体意识，强调道德人格的养成，关注人的自觉、自立，人格的成长、发展。这是儒家学说关注的重点。儒家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有修己和治人两个层面，但不管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家都以“君子的理想”作为枢纽观念。修己就是要成为“君子”，而治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先成为“君子”，故儒学也被称为“君子之学”。余英时先生考证指出，在早期的先秦历史文献中，“君子”并没有道德概念，而是贵族身份的专称，下层庶民即使有道德也不配成为“君子”，因为他们另有“小人”的专名。《左传》襄公九年十月条知武子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这里的君子和小人讲的是社会地位和阶级身份。余英时先生认为，“君子”逐渐从身份地位的概念取得道德品质的内涵是一个长期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开始，但却是在孔子手中完成的。“君子”和“小人”不再是一种社会身份的区分，而是一个人有没有道德的划分。“君子”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道德理想，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

    在孔子心目中，君子是什么?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是指文化教养，“质”是指人的朴实的本性。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教养，就会流于粗野，反之，一个人由于文化雕琢而掩盖了他的朴实本性，就又会流于浮华。所以，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必须是在“文”和“质”之间配合得恰到好处。儒家的君子强调有人的情感、理智、信义，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才是真正的君子。《周易》蛊卦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种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人正是坚持独立意志的人。而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更多提倡的是人对社会的责任，对群体的责任这种关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那个时代，君臣父子夫妻的“三纲”，那是儒家应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的问题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治理秩序，它只不过是儒家外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外化形式依赖于其存在的现实问题，并随现实问题的改变而改变。这些决不是孔子核心的思想。先秦儒家的思想重心是“君子”理想，君子的本质是“仁”。孔子强调“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在这里，孔子已经基本上把儒家的“君子”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德目给全面揭示出来了，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强调的人应当具有丰富而刚毅的人格。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和中国以后的统治，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表现在，儒学在取得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反过来也为帝国统治提供文化合法性论证。一方面，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过文化，特别是政治，达到了咨政、咨事的目的，对国家的政权稳定、发展，对东方的文明方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个过程之中，它对政权的发展是不断地促进，但同时也让学者对这个思想进行阐述的时候，也更多地是从国家制度，从有利于统治，从统治者的学问这个角度去阐述得更多，而对孔子当时提倡的很多人文性的东西的阐述，这几千年以来，不能说没有，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的变迁，这方面是被忽视了，需要在今天再重新深入发掘。儒家文化最闪光的东西，恰恰就是对人的重视，对人的尊严、人的智慧、人格的尊重。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现实生活的价值，肯定道德的价值，为了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中国古代儒家对人的观念的肯定和发掘，使得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人的真正自觉。无疑，儒家关于人的思想和学说，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