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内地虽然没有出现像1930-1940年代那样的儒学哲学家,但是新儒学却出现了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的存在方式。

　　第一方面是儒学研究构成了一套“学术儒学”的文化。什么是“学术儒学”的文化呢?就是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学历史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阐发儒家的各种思想。这套系统,我称之为“学术儒学”。

　　第二方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儒学”。我们今天在讨论儒学与构建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在这些讨论里,很多学者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来阐发儒学的现代价值和积极意义,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方式。在这一方面阐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理念。这些讨论也构成了儒学的一个特殊的存在形态,我把这个形态叫做“文化儒学”的形态。

　　第三方面就是“民间儒学”。这就是我们在上个世纪末已经看到的,今天仍不断发展的文化形式,如各种国学班、书院、学堂、讲堂,包括各种电子杂志、民间出版物、民间读物、儿童读经班、各种儒家小学启蒙读物的出版。不管是“学术儒学”还是“文化儒学”,大部分还在知识人活动的层面,但是在民间文化的层面,有当前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更广泛地积极参与。这是一个在民间实践层面的文化表现,我把它叫做“民间儒学”。　　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现代儒学复兴的第二次机遇到来了。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民族文化自信大大恢复的条件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这个“双重复兴”的大局面正在到来。儒学怎么样抓住这次机遇,儒学学者怎么参与这次儒学复兴?我认为,至少可以做几方面工作:比如说重构民族精神,确立道德价值,奠定伦理秩序,打造共同的价值观,形成民族凝聚力等。这些方面,可以说都是儒学复兴中的重要工作。儒学只有自觉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时代的使命相结合,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相结合,才能开辟发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