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現代文化的興盛和覆蓋全球，並不意味著傳統文化的衰亡，但傳統文化需要作適合於現代的改進。

　　周有光主張儒學的現代化，他認為，儒學的歷史任務是維護帝王政權，建設穩定而繁榮的封建社會，在兩千年中作出了偉大的成績。儒學不僅能為封建專制服務，也能為現代社會服務。儒學中有跨越時代的至理，例如，反對迷信，重視現世﹔反對愚民，重視知識﹔反對暴力，重視和平。

　　“孔子、孟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有許多高明的說法，非常了不起。”他說。而讓儒學為“后”封建時代服務，責任不在孔夫子，在今天的一代，即如何使儒學現代化。

　　他指出，儒學現代化的原則應當包括：除去封建性，建立現代性：例如，“君為臣綱”要改為“官為民仆”﹔除去保守性，建立創造性：例如，“述而不作”要改為“述而又作”﹔除去玄虛性，建立實用性。

　　“概而言之，‘民本理論’要跟德先生握手，‘格物致知’要跟賽先生握手。今后應當充分發揮‘孔子聖之時者也’的精神，把原來為封建服務的古代儒學，變成現代儒學。”

　　相較而言，他並不推崇道家學說，“它有最重要的兩點是不對的：一是提倡愚民政策，比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一是無為政策，退回原始狀態。我不是完全否定道家，但有這兩點我就不能相信它。”

　　2009年他104歲時撰文指出，復興華夏文化，不是文化復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傳統文化代替現代文化，而是以傳統文化輔助現代文化。根據現代需要，用科學方法，學習和實踐古人的有益教誨。在復興華夏文化的同時，向國際現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進。這就是當前知識分子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發展有先后，殊途而同歸”

　　這位出生於清末的百歲老人，歷經世紀滄桑，近些年反復提倡要有世界觀，擴大世界觀，強調“要從世界看國家，不要從國家看世界”。他說，“你隻要看看世界，隻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許多問題就不成其為問題了，中國今天的問題是很多人沒有看到世界。”

　　這可算周有光的一條治學心得。他認為，研究任何一門學問，即便是研究中國歷史，不看世界都不行。他本人精通英文、法文和日文，“我沒有什麼旁的本事，稍微有點小小創造，就是因為我看到了世界，拿國際的知識來補充中國的知識，就很容易得到成果”。

　　這也是周有光觀察世界的重要方法。他始終有一個無形的坐標，縱軸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文明發展歷程，橫軸是世界各國的發展現狀，他以此定位、觀察國家的發展和走向。

　　他探尋人類歷史的發展軌道、發展規律。他研究判斷，人類文化的發展步驟主要有三個方面：一、經濟方面：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信息化。二、政治方面：從神權政治到君權政治到民權政治，簡單地說，就是從專制到民主。三、思維方面：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神學依靠“天命”，玄學重視“推理”，而科學講“實証”。

　　他相信，“發展有先后，殊途而同歸”。

　　採訪中，記者問這位世紀老人最近在關注什麼，他答，關注全球化。此前他曾撰文稱，人類歷史是不斷的聚合運動。城邦聚合成國家，國家聚合成多國聯盟，多國聯盟聚合成世界組織“聯合國”（UN）。城鄉貿易聚合成全國貿易，一國貿易聚合成地區多國貿易，地區多國貿易聚合成“世界貿易組織”（WTO）。一國文化聚合成多國文化圈，多國文化圈聚合成人類“共創、共有、共享”的國際現代文化。而全球化是人類聚合運動的新階段。

　　他將2001年中國“入世”成功看作一件大事，認為標志著21世紀的中國准備走進世界，中國將從“天下中心”變為“世界一員”。但周有光認為，加入世貿組織只是產品進入世界，不是人民進入世界。隻有人民進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為此要進行兩項自我教育：擴大視野和補充常識。擴大視野就是要從世界看本國，而不是從本國看本國﹔要從世界看世界，而不是從本國看世界。常識就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也就是“五四運動”所要求的科學和民主。

　　“要從世界看國家，不要從國家看世界。”在周有光看來，他一再提倡的這個觀點可以用在每個方面，既可以是國家大事，也可以是個人生活。

　　老先生的聽力幾近喪失，但借助助聽器或筆談，可以順暢地交流。他健談，思路清晰，談到酣暢處就哈哈大笑，有時還用指關節敲擊桌子。結束採訪時，他呵呵笑著說，“你們對我的話要有獨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