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儒学禁入公共领域

    现在讨论儒学在中国转型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不是学术问题，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整个中国社会转型说到底，是怎么样冲破以儒学为支撑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从历史上来看，儒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是主要的。不冲破这些所谓的传统制度和文化，中国的现代经济就无法发展起来。

    胡适在《说儒》中讲到，儒者来自殷商时祭祀祖先、祝祷国家个人命运的文化。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商灭亡后，这些遗民继续作为术士，成为主持祭祀祖先、神鬼仪式典礼的阶层。后来孔子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儒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慢慢地,儒学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理论。其特点之一是维护等级制度，鼓吹等级，最后发展到完整的“三纲六纪”。中国传统文化最简单、最基本的规则就是“三纲六纪”。这是当年陈寅恪教授的结论。

    现在很多人都在想怎么发展儒家文化，那儒家文化是怎样发展的？从孔孟学说发展到秦以后的法典化，成为宗法专制的思想制度，这是第一个阶段；在儒学转化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过程中，汉朝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从西汉“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到东汉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义》，这些思想影响了后来中国所有的法律，比如唐律、宋律、明律、大清律例等，这些律法中都贯彻了“三纲六纪”的思想。在中国的传统制度演化中，就没有出现过像西方那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痕迹。

    宋以后，宗法专制制度没变，但吸取了佛学的一些东西，发展出心性之学，这些修身养性之学的基本原则还是“三纲五常”。这是第二阶段；近代特别是“二战”后，有一批受过西方学术文化训练的知识分子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曾在1958年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是第三阶段儒学发展的代表性文献。他们吸收了康德哲学的成就，只是表面上跟孔孟之道相似。

    儒家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将中国人的知识领域局限了，通过科举把人的青春都花在四书五经上，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对此我们不要回避。另外，我反复论述过，“五四运动”没有摧毁儒学，“五四运动”之后儒学研究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因为它吸取了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儒学的学术研究是空前繁荣的。五四有个特点，它是文人论政，他讲的东西你认为对就吸收，认为不对就不吸收，无非是个人应该解放出来。至于民间的有些东西消失就消失了，比如《弟子规》里面说，假如父母在世、祖父母在世，不能有私有财产，只能乖乖听长辈的话，这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制约因素。

    儒家文化中，有许多值得继承的东西，比如修身养性等，但不要作为一个民族自大的支撑。现在的许多新儒学只是学院里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在社会上影响不大。

    还有些人提倡儒家宪政，并以台湾宪法为例，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台湾宪法是1946年的政协会议通过的，它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好的一部宪法。它体现的是三权分立的现代制度，里面没有一个字涉及儒家思想，我们从它的文本中也解析不出任何有关儒家思想的成分。

    事实上，制度层面没有国别之分，全世界大同小异，不重视不承认这些会受到历史的惩罚。中东地区之乱，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不承认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中国以往走了很大的弯路，说到底也是因为这个，很多现代社会基本层面的东西，我们不仅不承认还要抵抗。

    如今，国内一些人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上哄领导，下蒙百姓”的所谓理论。

    这批知识分子提倡的儒教，其实是国教派，那套理论非常荒唐。企图用他们所阐述的那一套来修改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比如，儒教宪政的议会形式——议会三院制；儒教宪政的监督形式——太学监国制；儒教宪政的国体形式——虚君共和制等等，其本质是要求有儒教的特权，儒学过去就是国教已经害了中国几千年。现在，他们还提倡恢复所谓的传统的儒教包括礼仪制度，带领一些小孩去拜孔子、穿汉服。我感觉很不可理解。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确实有很多不正当的竞争，乃至有一些谋财害命的现象。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法治不健全。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民主制度、言论自由制度、法治制度是根除道德沦丧的唯一正确道路。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里面都有过道德沦丧的阶段。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扒粪运动”就是揭露这些腐败。我们应该吸取这些经验，不要抓住一些负面的社会现象，借此来鼓吹那些落后的儒学。

    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转型恰恰都是要冲破儒家的束缚才能实现。我们现在的社会讲公民、讲人权，这些不是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来的，而是“二战”的成果。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在法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宣言起草的直接原因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是第一份在全球范围内表述所有人类都应该享有的权利的文件。中国也是该宣言的起草国之一。为了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要求，1966年国际社会又分别制订了《公民与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成为这两个《公约》的签署国。这一个宣言加上两个公约被国际社会誉为“国际人权宪章”，它所体现的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里讲的“三纲”是天壤之别。

    现代文化是多元的，但这种多元主要是在指私的领域或学术领域，在公共领域有些东西不能抵抗，一抵抗就会带来国家衰亡。中国的儒家传统和文化应该是私领域里的一些东西。在私领域里你喜欢什么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