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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典:推進儒學研究 重建禮儀之邦
当代儒学网   2013-05-25 07:19:05 作者:韩冬辑 来源:中國社會科學綱 文字大小:[][][]
 

山東大學教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學典接受中國社會科學綱采訪。

  嘉賓介紹:王學典,山東大學教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1956年1月生,山東滕州人,1979年9月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后跟隨葛懋春先生攻讀碩士,1986年7月該系史學理論專業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96年晉升為教授。1998年被評聘為博士生導師。2002年至2006年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院長,2006年調任《文史哲》雜志主編。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墨子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主要致力于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研究、中國現代學術史研究,尤長于中國現當代史學思想及史學思潮研究。

  現已出版《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翦伯贊學術思想評傳》、《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20世紀中國歷史學》等學術著作,並主編《史學引論》、《20世紀中國史學史論》,編選翦伯贊文集《歷史理念》、黎澍文集《歷史文化》等。其中,《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在知識界贏得較高聲譽,《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一書則被普遍認為是近六十年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為海內外同行所矚目。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及《史學理論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刊發論文近百篇。

  近年來承擔國家社科基金等項目3項:山東文獻集成、古史辨與古籍整理研究、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

  各位綱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社會科學綱獨家報道欄目。儒學是中國兩千年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主干,也是文化熱潮中學人所關注的熱點。今天我們有幸請到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文史哲》雜志主編王學典教授來到我們的演播室,就中華傳統文化儒學的發展進行解讀。

  記 者:王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中國社會科學綱的采訪。

  王學典:主持人好,各位綱友好!

  儒學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有重大意義

  記 者:我們知道,山東是儒學的發源地和儒家文明傳承創新的核心區,2012年,山東大學整合了四家儒學和文史哲研究機構,組建了儒學高等研究院,您擔任該院的常務副院長。請問當時學校成立此院的背景及意義是什麼?

  王學典:山東大學的儒學研究源遠流長,事實上從2002年文史哲研究院的成立,––文史哲研究院實際上是全國第一個具有實體性質的國學研究院,這個研究院當時就有近40個人。為了突出儒學研究的特色,2005年我們就把龐朴先生聘到了山東大學,組建了山東大學的第一個儒學研究機構––儒學研究中心。2010年,我們把許嘉璐先生聘到了山東大學,組建了儒學高等研究院。2012年,山東大學把許先生的研究院、龐先生的中心、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編輯部進行實質性整合,組建新的儒學高等研究院,這個院目前全部在編人員是65人,專職科研人員58人,其中有28個教授,被稱為全球最大的國學院。山大地處孔孟之鄉、儒學的發祥地上,對弘揚儒學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且,山東大學所處的這種地利優勢是全國乃至全世界任何高校所無法復制的,可以說是得天獨厚。

  記 者:近年來研究院在儒學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王學典:儒學研究航空母艦的組建,是儒學自身所具有的橫跨中文、歷史、哲學三大學科的特殊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必須整合多學科才能面對儒學,任何單一學科,無論是中文、歷史、哲學都無法單獨面對儒學,由此終結了文史哲三家切割經典的局面。儒學高等研究院組建完成之后,我們始終以國家儒學研究院自期。所以,我們在從事儒學研究規劃的制定和研究項目的設立上,始終考慮國家和民族的需要,特別是國家學術界全局的需要,我們設立的一些項目都帶有全局性。另外,在儒學高等研究院重新整合組建之后,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想法,即我們不能只做活動,僅靠做活動的科研機構生命力是不會長久的。新的研究院一組建就開始做項目,現在這個研究院有58個科研人員,人人都在做項目,形成了一個比較好的局面。儒學高等研究院組建之后,我們一直以國家儒學研究院的期待來要求自己,所以我們從事的一些項目都具有全局性意義。

  記 者:研究院有沒有承擔過一些國家級的項目?

  王學典:有。我舉幾個例子,一是許嘉璐先生牽頭承擔了一個項目,叫做“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這個項目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每年都有基金資助。現在這個項目正在儒學高等研究院開展,目的是想解決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系問題,特別是要回答馬克思主義如何與中國的文化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我們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經濟相結合,我們取得了改革開放的勝利。那麼馬克思主義如何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從而實現中國的長治久安,這就是我們這個項目的一個初衷。

  我們另外一個項目是“《十三經注疏》匯校與點校”。《十三經注疏》和《二十四史》是中國文化典籍的兩大骨干。之前已經通過國家的力量,由中華書局出版了《二十四史》的點校本。相反地,《十三經注疏》這樣的中國文化典籍的另一大骨干沒有任何人進行整理,因此我們儒學高等研究院就設立了這樣一個項目,預備先進行匯校工作,再進行點校工作,最后出版一部與《二十四史》相匹配的,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代水平的權威定本,這樣一個項目的設立對文化建設的意義是不能低估的。

  另外我們還設立了一個項目,叫做“集部儒家文獻萃編”。儒家文獻不光在經部,也不光在其他部,事實上在集部當中有大量的儒家文獻,而這部分文獻迄今為止未經任何人加以整理。比方說,我們目前所能查到的清代文集有接近一萬種,其中蘊藏著大量的儒家單篇文獻,我們現在的工作是把這些單篇文獻選擇出來,匯集成冊,進行點校,供學者們使用。這個項目在學者界產生了很好的影響。學界認為我們在做一個沙里淘金、煮海為鹽的工作。

  還有一個項目是“史部儒家文獻匯編”。中國的《二十四史》,基本上全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編纂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史當中,都包含著許多關于歷史事實的評論,而這些對歷史事實的評論事實上都是從儒家的觀念出發的。把這些評論匯集起來,對人們認識以往的中國社會是怎麼被塑造的具有巨大的作用。這項工作前人做過,但我們認為做得不是很好。我們還承擔了另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叫《子海》,就是把所有的子部文獻,像《管子》、《孫子》、《老子》、《莊子》、《墨子》都重新整理一遍。

  我列舉的這些項目事實上是要對經史子集等各類中國傳統文獻中的儒家文獻進行全面的清理工作,這些工作都在有序推進。我們這些項目全部都是以十年為期,發揚“十年磨一劍”的精神,把有關儒家的主要文獻作一個全盤的的清理,這就是我們目前做的工作。

  全盤西化固不可取 全盤國學化也不可取

  記 者:對于近年來全國各高校的“國學熱”,您是怎麼看的?這表明了一種什麼樣的文化現象?

  王學典:的確,在目前中國的高校,包括許多地方的社科院系統,都爭先恐后成立國學研究機構。這種局面好象顯得非常熱鬧,但是這種熱鬧是很局部的,在社會上的反響並沒有像媒體上的反映一樣,引起足夠多的重視。我個人感覺,這種局面的出現事實上是中華民族、中國文化主體性覺醒的一個標志,我們終于認識到我們自己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專門的人員去研究,這和全盤西化之下的狀況有非常大的不同。另外,大家在成立國學研究機構的時候,至少不排除有部分人有一種托古改制的想法,想用古代的智慧為解決當前的問題提供指導。另外我也有一種擔憂:全盤西化固然不可取,全盤國學化也同樣有問題。當前的文化趨勢在向哪個方向發展,會發展到什麼程度,我覺得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有待觀察。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今天仍有重要意義

  記 者:通常認為,“內聖外王”是儒家學說的主要思想,您認為這一思想對于我黨的建設具有什麼樣的借鑒意義?

  王學典:我個人感覺中國古代講究“內聖外王”,是儒家對知識階層的教養、人格修養方面的理論要求,它認為既要能夠修身、齊家,同時又能夠治國、平天下;既要有人格操守,同時又有辦事的能力,這是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較高要求。你不能是書呆子,需要你讀書的時候,可以修身養性;需要你出馬的時候,要能治國平天下,這是一種期待。這種期待的實質是君子人格的養成,《孟子》當中對這種君子人格已經作了很好的概括,就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我感到這樣一種人格操守對黨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作為共產黨員,特別是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同志,按照中國古代的要求,首先應該是個君子,首先成為堯舜,成為道德的表率,然后再去治國平天下,我覺得這樣一種人人都成為君子的要求,人人都不能同流合污的要求,對領導干部來講已經是一種比較低的要求。如果具有更高的境界,你應當造福百姓。但是從最低要求來講,你最起碼不能變成污泥濁水。我覺得這種資源對當前黨的建設,特別是目前正在開展的新的全黨教育運動,有特殊的意義。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向傳統文化靠攏、吸取傳統文化的資源,從劉少奇寫《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文革”期間被中斷了,近二十年來我們又重新在這個方面作了努力,這種努力是值得贊賞的。

  文化攸關大國興衰

  記 者: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開創“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的新局面”。您認為發揚中華傳統文化,提升中國軟實力的意義何在?

  王學典:我感覺文化軟實力這個概念的提出非常重要,我覺得這種力雖然是無形的力,但它是一種攸關興亡的力,換句話說是一種文化感召力,這種感召力在中國古代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中國這個字眼不光是版圖的概念,更是一種文物制度的概念。我們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感化,與周邊少數民族的聯系,事實上是文化的聯系。只要接受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事實上就不再是少數民族,而和漢族是一體的。相反,你即使是漢族,你不接受中國的傳統,不接受中國的文化,那麼你也是外族。這樣一種以文化來劃界的觀念,我覺得非常重要。

  另外,世界上一些大國的興衰昭示了一個規律:有沒有文化紐帶攸關一個大國的興衰。在世界歷史上,像波斯帝國、土耳其帝國、奧斯曼帝國都存在一個現象––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些帝國存在的時間都不是很長,當它們來的時候好像潮水一般,橫跨歐亞大陸,當它們消失的時候也無影無蹤。相反地,在歷史上,中華帝國歷兩千年而不倒。波斯帝國、土耳其帝國、奧斯曼帝國的突然消失,從目前來看,不是經濟上的問題,也不是政治上的問題,主要是缺乏文化紐帶。而中華帝國長期被維系,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儒學。它在一段時間之內可以陷入分裂,可以陷入瓦解,但是過一段時間,它又重新集聚起來了,它又重新站起來了,這就是一種文化的力量。所以我個人認為,文化軟實力是一個民族非常重要的無形的力量,而從目前來講,我們還沒給予足夠的估計,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儒學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積極意義

  記 者:您提出我們要致力于儒家價值觀的凝煉及其現代轉化,推進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興。那麼,您認為儒學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何積極意義?

  王學典:中國夢當然是民族的復興、國家的崛起、人民的幸福,我覺得這幾點和儒學都有密切的關系。儒學有它一大套的規范和理論,但就其核心而言,有幾點經過現代轉化,依然構成我們當前思想建設的重要資源。比如儒學特別強調“大一統”的觀念,孔子強調,中國應該“定于一”,應該是一個一統的局面,這個局面對我們今天維護國家的統一、領土的完整仍然具有高度重要的意義。當然,在這一點上,儒家思想需要經過現代轉化、提煉,變成今天的愛國主義,中間還有一系列的環節需要進行過濾,因為其中可能會有一些不健康的東西。

  另一個需要轉化需要過濾的東西就是“中庸”、“和諧”的概念。從孔子到孟子,中華民族歷來強調中庸,強調和諧,不主張通過斗爭來解決問題,我覺得這個觀念對于我們當前的社會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我們當前的社會經過幾十年市場經濟的發展,有一段時間特別強調GDP,並沒有對社會建設投入足夠的精力。在這一點上,我感覺儒家這套中庸的觀念、和諧的理念對于當前的社會建設,對于重新整合出現某種分散現象的社會,有著特殊的影響力。我特別感到擔憂的是我們這個社會出現了一種暴力化的傾向。中庸的觀念、和諧的觀念強調不偏激,不走極端,不用極端的措施解決問題,我覺得這對整合社會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另外,儒學當中還有一些觀念也非常值得我們重新思考。比如我們過去講“三綱五常”。“三綱”毫無疑問是糟粕,––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是強調制度上的人格不平等,應該拋棄;但是“仁義禮智信”這五倫,我覺得基本上具有正面的價值,它仍然是構建我們這個社會的人倫底線。對朋友不能不講“信”,做生意也不能不講“信”,像這些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可以作為構成我們當前社會核心價值的來源之一,是需要繼承的。另外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和《聖經》當中的某些觀念是不謀而合的,也寫在聯合國的牆壁上,被稱為“黃金律”。東西方在觀念上有一些共同的東西,說明中華民族,特別是儒學經典典籍中蘊藏著一些世人都應該遵守的東西,而這些東西直到現在我們仍然應該正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映了中國的儒家在潛意識里有一個觀念:人性是相通的,當你由己度人的時候,就會想到勿施于人,這一點是大家彼此溝通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我覺得這個觀念經過改造和轉化之后,可以作為我們處理人際關系、團體與團體的關系、國家與國家的關系時的一個基本準則。我個人認為,儒家的一些義理經過現代轉化之后,可以構成我們當前社會建設、精神文明建設、核心價值建設的重要來源。

  學界儒學要走漢宋並重的道路

  民間儒學要走向社會走向生活

  記 者:我們今后應該在哪些方面推進儒學的當代發展?

  王學典:這個問題要分成兩個層面。一是從學界儒學而言,我感覺應該走漢宋並重的道路。當前的主流儒學界重宋學發展。宋明理學講究道德、講究心性,這個學派過度發展,相反地,“五經”不受到重視。宋明理學特別注重“四書”––《中庸》、《孟子》、《大學》、《論語》,不太重視“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所以儒學高等研究院組建之后就提出一個口號,叫做“漢宋並重”或是“漢宋兼重”,既重宋學,又重漢學,在當前特別要強調注重漢學的作用。儒學高等研究院之所以把《十三經注疏》作為一個重要項目來向前推進,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要注重五經。我們過于注重四書,不重視五經,這是從學界而言的。

  二是從民間儒學而言,儒學應該走向社會,走向生活,走向大眾。它和當前的社會建設有著密切的關系,我認為當前我們應該開展一個禮儀之邦的重建運動。中華民族是禮儀之邦,在世界上享有盛譽。在中國古代,大家都是彬彬君子,出門很講究禮儀。而現在的社會有野蠻化的傾向,這是我感到比較擔憂的問題。禮儀之邦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人人都應該有教養。現在的人缺乏教養,有知識無教養是當前包括高等學校在內的一個通病。大家學到了滿腹知識,但在處事上沒有教養,而中國的儒學強調的是即使不識一個字,也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你即使滿腹知識,但不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那就不是儒家所要求的那個人,也不是禮儀之邦所構建的那個人。所以我們提出一個口號就是重建禮儀之邦,重建禮儀之邦從山東開始,山東從曲阜開始。

  因此,學界儒學應該走一條路,民間儒學應該走另一條路。落實到實踐層面上,應該提出重建禮儀之邦這樣一個目標,我們現在正在對禮儀之邦重建的細節進行設計,在必要的時候會提出方案。禮儀之邦的重建也是從屬于當前社會整合的一個重大措施,它的重要意義和實質就在于提升中國人的教養。

  將山東曲阜打造成文化聖地

  記 者:您剛才提到重建禮儀之邦,要從山東曲阜開始,我想問一下您的具體構想是怎樣的?

  王學典:前一階段,我們儒學高等研究院的一個教授提出了一個規劃,要在曲阜設立文化特區。我們在深圳設立了經濟特區,毫無疑問對近三十年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火車頭的作用,起到了引領作用和示范作用,它是改革開放的樣板。同樣地,我們就想有沒有可能打造一個文化特區,我們一個教授就在山東省政協會議上提出了建立山東曲阜文化特區的要求。這個曲阜文化特區的要求就是想把曲阜打造成為中國文化的聖地,打造成麥加那樣的聖地,能讓世界各地對儒學感興趣、信仰儒學的人到中國來朝聖和瞻仰。當然目前也有人來參觀,但只是參觀而已,認為和自己無關,構不成自己的信仰,構不成自己文化血脈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提出建立文化特區的一個主要的考慮,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中國的麥加,供世界各地的人前來瞻仰。

  從社會建設上來說,文化特區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聖地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那麼聖地當中的人應該怎麼做?我們必須用禮儀之邦的建設來落實文化特區這個概念,來展開文化特區這個概念,這就是我們的基本要求。中國有一部《禮記》,對人的一舉一動都有規范,當然那些規范有些應該拋棄,但是其中和教養有關的一些舉動,毫無疑問應該保留,應該弘揚,應該作為規范固定下來。要全盤展開一個“禮儀中國”的重建,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工程,不是十年二十年的工程。就像我們的改革開放一樣,怎麼讓人信服只要改革開放就一定能好?我們建一個經濟特區,如果你想知道未來的改革開放是什麼樣,到深圳來看一看。那麼未來的中國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如何造就一個彬彬有禮,大家都很有教養的社會?就可以以山東曲阜為示范。我感覺這是一個利國利民的大事。

  推進儒學研究是世界文化秩序重建的要求

  記 者:您剛才談到儒學當代的發展,您能否談一下儒學與世界文化的關系?

  王學典: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的經濟秩序、政治秩序都面臨著重構。與世界經濟秩序、政治秩序重構同步,世界文化秩序也面臨著重構。儒學高等研究院建立之后,我發現了一個問題,許多中國人研究儒學是當作一個事業,另一部分人把它當作一個職業,但我接觸到的一些來我們這里交流的外國人,他們是把儒學當作一種信仰,他們認為這種信仰和他們的上帝具有平起平坐的價值。這透露了一個信號,就是中國的儒學仍然具有信仰的意義,對世界而言,它是世界其他國家不能蔑視的一員。所以從世界的角度來講,能和西方文化並行發展,並能展開深度對話的只有儒學,佛教不行,這一點我們看得非常清楚。佛教在制度層面強調無父無君,達不到較高的要求,能夠用來治國平天下的是儒學。在這一方面,世界的目光重新聚焦于孔子,這意味著一種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

  儒學能夠從哪些方面補充西方文化呢?我覺得有這樣幾點。一是儒學特別強調德性倫理,特別強調自身的修養,這一點和西方文化不一樣,西方文化強調一種規范文明,是外在的規范,靠制度,而中國的文化更多地是靠內心的提升,人人都是君子。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一句話,“六億神州盡舜堯”,他希望造成一種人人都是舜、都是堯,人人都是君子的局面,而這種君子是通過自我修煉、自我修養來完成的,不是靠外在的力量。所以說,西方文化是一種規范倫理,而中國文化是一種德性倫理,是自我約束,是自律,是慎獨,然后久而久之,下意識狀態你就會形成一種君子人格,不需要外在的驅趕就能夠在社會上站住腳。所以儒家的德性倫理能夠對西方的規范倫理形成補充,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儒家特別強調角色倫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有君的模樣,臣要有臣的模樣,做父親有做父親的要求,做兒子有做兒子的要求,這就是儒家的角色倫理。儒家的角色倫理對西方的個性主義,我行我素,特別是個性至上有一種校正的作用,而這種作用不能忽視。我剛才說的禮儀之邦跟這個密切相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處在什麼樣的角色上,對你就有相應的倫理要求,必須完成這個倫理要求,然后才能從事其他工作。我覺得中國的角色倫理對于西方個性至上的觀念有某種糾偏作用。

  另外,中國的儒學,特別是傳統文化,特別強調天人合一,特別強調“民胞物與”,這樣一種觀念對于校正西方的人類中心主義這樣一種環境倫理學也具有重大的作用。所以儒學在許多其他方面既可以與西方文化展開深度對話,同時又能補充西方文化的不足。大家要平等、對話、趨同,尋找一個共同的局面。所以我個人對世界文化未來的局面持一種樂觀態度,我認為它會是一種多元文化的格局。這樣一種局面會使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能愉快地生活,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愉快地生活。你不能心存蔑視,你也不能傲慢和自負,在一定情況之下,這兩種文化可以並行發展。

  記 者:好的,再次感謝王教授接受我們的專訪,祝願儒學高等研究院為中華文化的繁榮和復興作出更大的貢獻!

  王學典:謝謝!也祝願中國社會科學綱能夠越辦越興旺!

  記 者:謝謝各位綱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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