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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中国儒学: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上)
当代儒学网   2013-02-23 07:23:56 作者:颜炳罡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字大小:[][][]

 

  

 

颜炳罡

 

中国近代以来,有两种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是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前者在革命时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到建设时期,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以为,在未来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还会进一步地中国化,不断地向前发展。后者亦然,也处在现代的转化过程中。我期待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机融合。今天,我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

中国儒学是什么?我的理解,可从五个方面概括其本质特征

(一)儒学是人文化成之道

人文化成指的就是从化成角度讲的人文主义,它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科学主义,就是人文主义。化成指教养,人文化成就是把人变得有教养的一种主义,这就是儒学。

现今,我们常用“儒商”、“儒将”、“儒官”,甚至“儒工”、“儒农”等来形容一个人,那么,“儒”代表什么呢?“儒”代表的是一种教养,使一个不懂礼仪规范的人变成一个知书达礼、有修养的文化人,这就是“儒”。

(二)儒学是躬身修己之学

这句话是粱漱溟说的。梁漱溟,国外号称20世纪所谓的最后一位大儒。1985年1月,他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书院和中国文化讲习班上说:儒学是躬身修己之学也。“躬身”的意思就是亲自去做,所以,儒学不是讲出来的知识系统,而是身体力行的学问。

《大学》有句话,“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指的就是自己有这种优点,才能要求别人有;自己没有这种缺点,才能批讦别人。孔子说的“政者正也”亦是这个道理。作为为政者,首先端正了自己才能要求别人;自身不正,难以要求别人正,所以躬身修己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三)儒学是生活的智慧学

从社会角度讲,儒学是生活的智慧学。要理解“生活的智慧”,首先就要懂得什么是生活。生活,简单地讲就是活着。既然活着,人就应该过人所应过的生活,而不能似神仙或禽兽般。那么,什么是人的生活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知道什么是人。

人之所以为人者,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伦”二字。虽同有雄雌、男女之分,但人却有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朋友之情。“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最根本的原则。儒家认为,人有最基本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异,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四)儒学是内圣外王之道

修身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为了处理好“人伦”关系。但是,仁仅处理一般的人际关系还不够,还要处理生命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不仅生活在家庭、人际关系中,还生活在国家、社会中。人和国家、社会的关系,用儒家的话讲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张横渠的“四句教”很好地表达了从孔子到孟子历代儒家一直且一定肩负着的天下使命的含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儒家肩负的使命不为一世,不为一时,而是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其内圣外王之道。

(五)儒学是天人性命之学

西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叫做“天人相分”;中国则称之为“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生命来自于天地,天为父,地为母,整个宇宙就像一个大家庭。在家庭中,孝敬父母是必须的。那么,既然要孝敬天地,我们就不仅仅要做民族的孝子贤孙,更要做天地的孝子贤孙,何谓天地的孝子贤孙呢?悖逆天道,违背天理,驳逆人伦,这样的人只能是天地的忤逆之子;只有秉持天德和地德、效法天道的人,才可称为“天地的孝子贤孙”。如何效法天道呢?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自强不息”讲的就是天道,天道即天德。“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所以君子要像天那样自强不息,像地那样厚德载物,这样的人才是天地的孝子贤孙。

儒学的开放式转化

儒学是人学,是为所有称之为人的人而设计的。从人禽之辨的角度说,是人之所以为人,人怎样才能成为人,人怎样做人的学问;从与一神教相比较的角度说,儒学不是出世的或者超世的神学,而是入世的人间学问;其解决的问题,不是天国的问题,不是来世的问题,而是现世的人间问题。

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求索历程自明代中晚期,西学通过耶稣会士传入中国起,先人们就已经开始为如何消化西学的问题而努力了。然而,西学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且对儒学构成直接威胁却是在又840年之后。

(一)中国儒学观代转化溯源

1.龚自珍和魏源。

现代儒学的萌蘖可远溯于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

龚自珍提出:国家必须要改革,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只有更法、改革,才能挽救危机。

魏源是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认为向西方学习是大规模的,“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意思是,但凡对老百姓有利的,我们皆可学来,自己制造。可以说,“中国制造”这一观念可溯源至此。这就是魏源的主张。

龚自珍、魏源两位儒家人物,可谓新思想萌芽的始祖,他们齐而呼吁变法,提出向西方学习,是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使然。

2.曾洪之争。

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将大家熟知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改成了“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这完全变成了基督教的内容,所以说,洪秀全当国定会在中国实行彻底的基督化政策,全国人民都会变成基督教徒。因此,曾国藩才会有这样的惊呼: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次文化的冲击。冯友兰先生曾就洪秀全和曾国藩之争说过:这不仅仅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起义与镇压者之争,更是一场文化之争。所以说,曾洪之争,既是军事之争,也是儒家与耶稣教、基督教的一场宗教较量。

在这场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斗争中,儒家暂时占领了上风,取得了胜利,宣告了洪氏基督化中国设计方案的破产。

3.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各国列强乘中国衰弱之机,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正遭遇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当中说的。

要把中学和西学有机地融合起来,就要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两江总督张之洞说: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旧学”即“中学”、“内学”,治身心;“新学”即“西学”、“外学”,应世事;二者为“体用”关系。这一主张,我以为,直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变末不变本、学器不学道、引用固体的改革方式的失败”。但是,“中体西用”作为第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范式却保留了下来。尽管受到严复、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严厉批判,但它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虽然人们对“体”、“用”的解释会有所不同,却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中体西用”的影响。

(二)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初步尝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书《明定国是》,主张变法维新。6月19日,康有为奏光绪帝《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孔教主张,可称得上近代中国孔教运动中的第一个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其内容主要如下:

1.尊孔教为国教,立孔子为教主。

2.在中央设立教部,中央以下设立教会。

3.罢弃淫祀,主张民间立孔庙祀孔。

4.以孔子纪年。

显然,康有为力图通过对西方基督教形式上的模仿,完成孔教的宗教化改革,完成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但是他却失败了。这是由于孔教运动与旧派人物,尤其是与袁世凯、张勋复辟活动相呼应,引起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人们由痛恨袁世凯、张勋等复辟而憎恶康有为的孔教会,由厌恶孔教会而累及整个儒家文化系统。

康有为孔教改革的失败,固然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但就孔教运动自身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对西方基督教做了形式主义的外在模仿,这种形式主义的模仿导致孔教运动腹背受敌,一方面它引起理性的、没有宗教情感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激烈反抗;另一方面,由于定孔教为国教又引起宗教人士尤其是基督教人士的深深忧虑。

第二,借助外在的政治力量推行孔教,而忽略了儒学自身内在力量的挖掘,是导致其失败的另一原因。政治力量对儒学的现代转化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不小心就可能伤害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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