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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政治儒学之思想史意义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3-02-08 04:18:04 作者:秋风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文字大小:[][][]

 

        在众人皆说宪政的大时代,儒门提出“儒教宪政”说或“儒家宪政”说,强势进入当代中国政治思考和辩论之舞台中央。这两种说法在学界、在公众舆论界引起激烈而广泛的争议。而争议就意味着,儒学完整复兴之大门已经打开。就此而言,蒋庆先生儒教宪政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政治史意义。

   儒学政治性之凸显

   十九世纪末甲午至戊戌期间,敏感的儒家士大夫已做出建立现代国家之政治决断。其中之关键正在于建立宪政制度。笔者的研究表明,儒家士大夫之此种政治决断,绝非西方“冲击”之结果。华夏治理之道就是宪政的,至少自董仲舒以来儒家士人也部分地构建了这样的治理架构。也正因此价值和历史之基础,晚清士大夫遭遇西方宪政技术,立刻就能接受,而清末新政、立宪时期在社会各个层面建立宪政各项制度之进展,也是极为迅速的。也就是说,清末立宪实乃中国既有政制之“新生转进”。

   不过,民国初年宪政巩固之不利,引发新兴的,并且始终处于文化与社会结构之边缘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焦虑和愤懑,他们掀起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其中一个名义是“民主”。他们把传统中国之政治制度和儒家之政治理念,以“专制”一词笼统概括。这样,在主流的现代政治思考中,儒家与宪政对立,中国与民主对立。直到今天,即便在同情儒家的知识分子中,蒋庆先生所概括的下面看法,也极为流行:

   他们只承认孔子是“心性的孔子”或“道德的孔子”,而不承认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或“创制的孔子”;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只能有“孔子的道德”,而不能有“孔子的政治”;只能有“民间的孔子”,而不能有“宪政的孔子”……他们否定了“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即意味着否定了“政治儒学”的“王官学”性质,但一个稳定良好的政治社会秩序又必须具有“王官学”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的政治史表明从古至今都没有无“王官学”的国家或政治,于是他们把另一个“王官学”即西方自由民主的“王官学”搬到了中国,作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国家政治宪政原则。因此,他们不是不要“王官学”,而是不要中国孔子的或儒家的“王官学”,要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王官学”。

   此为现代知识分子之一般认知。即便新儒家之心性儒学,也是默认西方的民主,为中国现代政治之唯一出路,他们所思考之全部问题则在于,如何从心性转出新外王,牟宗三先生为此而提出“良知砍陷说”。

   总之,现代中国精英群体之主流立场是,或许在道德心性上,中国人还可以继续保留儒家。但是,在政治与社会治理制度上,中国传统一无是处,中国政治之唯一出路就是全盘西化,一心移植西方之制度。二十世纪以来,在政治实践与思想思考两个领域中,中国精英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蒋庆先生对此予以当头棒喝。“政治儒学”之提出,截断现代中国精英以西方王官学作为中国王官学之迷信,呼吁中国优良政治秩序之构建事业当回到中国自身,回到儒家智慧。可以说,这是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次根本转向。

   蒋庆先生之所以提出此一理念,首先是因为,历史地看,从孔子开始,儒学首先是政治之学。退出政治,局促于心性领域,儒学就不成其为儒学。放弃创制立法之使命,儒家也就放弃了行道于天下的最重要手段,而必然在文化、社会与国家生活等各个场域中全面地边缘化。儒家必须进入创制立法之过程,并主导之。这就是政治儒学的使命。蒋庆先生断然指出:“中国今后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之政治礼法制度当由‘政治儒学’重构,而非由‘心性儒学’开出。”

   更重要的是,儒家退出政治,放弃创制立法,也必然导致中国文明丧失自性,而走向政治的失序乃至文明的毁灭。儒家传承、守护者华夏-中国治理之道,当代中国欲建立稳定的治理秩序,更进一步说,欲建立健全、优良的治理秩序,就不可能离弃儒家。历史上,不管是异族征服,还是底层叛乱“打天下”,最终均需儒家一次又一次出来收拾旧山河,创制立法,恢复政制之中国性。我把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称为“第二次立宪”。二十世纪的历史则从反面证明,拒绝儒家,拒绝及时进行第二次立宪,则治理秩序就必然是不稳定的,遑论优良。

   因此,政治儒学不仅是儒家的生路,也是中国的生路。由此,蒋庆先生提出了建立中国式政治制度之命题:“中国当代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而要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就必须建立起中国式的政治制度。”据此,蒋庆先生不能不自别于主流的政治理念:

   在我看来,未来中国政治发展之问题是“福山问题”,即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能否突破福山所说的“人类离开自由民主政治没有另外的路,未来人类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自由民主政治自身的完善问题”。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福山问题”,那么,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很简单很容易:在中国照搬西方的宪政制度。如果我们不认同这一“福山问题”,那么,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很复杂很艰巨:我们要在中国建立独特的中国式宪政制度。

   蒋庆先生对民主制度的批评,当从这个角度理解。在政治思考之立场转换后,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福山站在西方政治演进的立场上主张“历史终结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多认同这一立场,西方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历史发展的普遍的铁律,中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蒋庆先生站在中国大地上思考中国政治,于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仅是一种可能性。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是,立基于中国文明建立合理并可行的现代政治制度。西方的民主制度完全可能被纳入其中,但是,它不是主体,它不是价值。在中国政治制度框架中,它只是一项制度,只是一种技术。既然如此,它就不再是神话,而是有待于验证的,也是可批评的备选方案之一。

   那么,中国式政治制度是什么?在《公羊学引论》中,蒋庆先生聚焦于儒家中创制立法意识最为强烈的公羊学,对其义理予以总结,形成一套用现代话语表述的儒家政治理念体系。在《政治儒学》中,蒋庆先生依据这一儒家政治理念体系,在宽广的视野中探究儒家之政治理念与制度智慧,并初步探究了其应对现实问题之可能进路。在进行了这两步知识上的准备后,蒋庆先生进入理论上的创制立法阶段:首先是“王道政治”之义理构建,其核心是天、地、人三重合法性说: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王道政治之历史形态则是“儒教宪政”,它以儒家士大夫群体享有广泛权威为制度之核心,其根本特质则是“以学议政”的“学治主义”传统,具体制度则为“太学监国制”。至于“儒教宪政”之具体制度安排,则是引起广泛争议的“议会三院制”和“虚君共和制”。至此,一套比较完整的中国式政治制度蓝图基本形成。

   中国的政治哲学之浮出

   蒋庆先生强调政治思考之中国主体性,本为拨乱反正之论,为照抄西方为业的主流思想学术界所不喜,其具体构想自然被视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遭遇强烈反对乃至嘲笑。然而,细加寻绎即可发现,对蒋庆先生之批评,实缘于对西方宪政之无知。

   这些批评者不能容忍蒋庆先生对民主制之批评,但他们经常忽视一点:真实的西方宪政的确远非民主所能概括。这方面的经典论述尤其见之于《联邦党人文集》。联邦论者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要避免民主制,建立共和制。所谓共和制就是代议制。而一旦引入代议,就不能不引入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此即人们熟悉的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机制。然而,这种制度设计之用意何在?当然是相互牵制,而且,至少在联邦论者那里,主要目的乃是在民意之外,引入德性和理性两个要素,用以控制、审查民意:相对于较多代表民意的众议院,参议院更多代表着德性和理性。最高法院的功能更为特殊。最高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这一权力在美国也经常引起争议,批评司法审查权的说辞与批评蒋庆先生的说辞十分类似:非经选举产生的九个老人,何以竟能否决人民选举产生的几个机构联合制定的法律?美国宪法学家一直在为之寻找理由。一种说法认为,这些大法官是在守护美国的永恒的价值。

   可以说,蒋庆先生对于西方宪政制度的理解,实际上要比批评者更为深入,也更为准确。蒋庆先生对于民意独大的批评,也是晚近以来西方政治思考的一个热点问题。比如,哈耶克晚年巨著《法、立法与自由》之主旨就是批评民意主导立法,导致法律堕落成为不断变换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损害自由秩序。他主张重造宪制,以控制民意。

   这实在令人惊讶:蒋庆先生之三院制构想在相当程度上是普适的治理之道,儒家认识到了这一点,蒋庆先生摘发了这一点,并提出了一个制度化的建制方案。当然,蒋庆先生之具体方案是可以商榷的,但蒋庆先生看起来惊世骇俗的制度方案,既是中国的,也是普适的。

   中国的现代政治哲学因此而诞生。

   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从业者们,从大学教授到活跃在公共媒体上的知识分子,不是在思想,而是在宣传。他们相信,外部世界,可能是英国人,也可能是或苏俄人,或者德国人,美国人,已经发现了政治的终极真理,已经设计和建立了完美的制度。中国人要做的唯一事情,是把外国人写在纸上的制度,在中国变成现实的制度,或者把外国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因此,健全的中国政治制度是什么,是无需思想的,只要广泛地宣传外来的政治真理,对愚昧者进行启蒙或者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就足够了。自由主义以及其他激进主义思潮,都是宣传者。甚至于新儒家,在哲学上固然是思想者,在政治领域也是宣传者。

   也因此,现代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政治试验,但并没有诞生政治哲学。蒋庆先生的思考标志着中国政治哲学之诞生。因为,一切外来的现成方案,都有待于中国人的反思、思想,才在中国脉络中具有意义。西方现成的理论和制度固然不用说,即便是公羊学,也必须经由现代社会脉络中之制度构想,才可进入现实。蒋庆先生这些年来所做的正是这个工作。欲建立健全的中国式政治制度,就不能不思想,自主地思想。自主的思想本身就要求树立中国之主体性,更具体地说,是树立儒家之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思考必然在文明体内展开,儒学构成预设,构成思考之空气,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必然是现代的儒家的政治哲学,尽管它在不同人那里可能表现出大不相同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方案。

   可以说,这个时代的中国政治哲学诞生了。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界之最大变化,正是政治思考之主体性的回归,而蒋庆先生乃是开风气者。

   (作者为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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