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余年历史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明最主要的也是最为学者所重视的是其文化的连续性，这在世界其他文明中很少见到相似的例子。中国文化从其连续性角度来说，似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保守性，但只要认真解读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其实并非由单一文化发展而来，它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它是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所以从多元性和包容性角度认知中国五千余年悠久文明，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认为：目前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融合，无论对于国际文化的多样化发展，而且对于建构新的国际文化秩序，都将产生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今天我从中国文化多元性角度，向各位简略介绍一下中国文化的构成要素及其倡导的文化精神。

　　1、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和主流意识

　　中国文化构成的要素是儒道释三教，中国文化可称为儒道释三教合一之文化。正如我们研究欧州的历史文化必须认识到基督教对这一地区带来的深刻印记一样，认识中国文化必须从儒道释三教作为切入点，这是开启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三教指的是儒教、道教和佛教。

　　儒教通常称为儒家或儒学，其创始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文化符号意义的孔子(前551—前479年)。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旧的秩序正在不断破坏中，而新的秩序还没有能够稳定地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时代的文化体现出一种探索的精神，中国的全部文明史中，这一时期的文化最具有开创意义。可以说，中国后来的一切文化流派和思潮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研究中国的文化必须从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着手，否则便会产生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感慨。儒学肇始于这个时期，但作为“百家争鸣”之中诸多学术流派的一种，它在当时并没有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儒学真正登上国家的学术殿堂并成为最重要的学派的时机直到汉武帝时代(前156—前87年)才得以降临。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鉴于当时专制主义中央王朝日益巩固，学术上确实有推崇一种与加强统治相适应的流派的需求，于是汉武帝最终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学列为国家的文士必修的课目。这一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奠定了中国以后二千年文化学术的根基，从此以后，儒学便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学派，中国文化中其他学派和思潮无不受到儒学的改造或影响。儒学发展到宋朝(960—1179年)，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家强调内心体验，重视自身的修持功夫，从而形成了著名的理学。理学的实质就是儒学，是儒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当时的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紧密结合的一种思想体系，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并用强制的政权的力量予以推广，于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便被改头换面的儒学—理学所替代，理学发展到明清时期(1368—1911年)虽然又产生了一些重要派别，但总体来说，朱熹的宗师地位不可动摇，朱熹校注的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学术教科书“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答题依据和评分依据。从历史的发展史分析，儒学对中国凝聚民族的意志和精神，对中国统一的文化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无需讳言，正是这样一种持续占据中国文化最主要地位的学术思想对中国民族保守意识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历经二千余年的超长历史具有关键作用。所以中国近代著名的五四运动，当时学者就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怒吼，现在看来这样的口号难勉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中国儒学对中国历史所起的保守主义的作用确实成为近代中国文化思潮解放的障碍。中国进入现代历史之后，从表面上来看儒学确实是衰落了，但由于长期占据中国文化学术思潮的主流地位，表面上的衰落并不足以证明它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且必将继续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深处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2、道教是富含辨证思维的中国固有宗教

　　道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在中国现有所存在的宗教中，只有道教才是中国固有的完全土产的宗教。道教的发源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后世公认老子(前571—前471年)为道教的祖师爷，老子的学说就是当时诸子百家之一种，而且当时老子的地位比较重要，据传孔子也曾经向老子请教一些哲学问题。老子学说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清净无为”和“小国寡民”。老子思想不同于孔子的地方是“出世”或“避世”，重视内心修养，看问题讲究辨证分析，强调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待事物，这是老子学派对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贡献。比如老子曾经告诫世人：“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系。”说明无论是福运还是祸害，都不能单纯去看待，因为当你自认为有福之时，可能祸害正潜伏在你的身旁。而当你遭遇祸害之时，或许福运正向你走来。这种分析事物两方面的法则，比起后世著名的黑格尔的相关论述其精神是相似的，但老子提出这样的思想远在黑格尔之前一千八百年，所以从理解中国文化的哲学成果角度来看老子，我们就会充分感受到老子的伟大和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应该占有的重要地位。老子有一部著名的《道德经》，充满了辨证法思想，道教的“道”可能就是由于这部经书而得名。老子的学说主张“清净无为”和“小国寡民”，因此无法与后来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相适应，这就降低了它在统治阶级采纳文化主流思想中的竞争力，所以当汉武帝国力非常强盛的情况下，并没有将道家作为国家的主体学术文化，而形成儒学一支独大的独尊局面。然而，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道教无论在中国知识阶层还是普通的百姓中都具有持久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知识阶层是中国文化的精英所在，当其中一部分人感觉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抱负时，他们原先努力学习的儒家思想便退到次要地位，这时他们的思想意识大多被道家学说所占据，于是他们选择隐退避世，放情于田园山水之乐。在中国，自古以来隐士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们富有才学，有的还具有治世之才，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只能以隐士终其生，这种人往往被当时的人称为“高士”，但高士的思想却多由道教经典所激发，他们有的还本身就是道士。象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是一位道士，他不屑于封建帝王给予他的优厚待遇，目睹朝政的腐败黑暗，毅然脱离一官半职的束缚，优游山水之间，创作出了许多不朽诗篇为后人所永远传诵。中国普通的百姓则以信奉道教作为人生的寄托和归宿，道教的经义让他们从中悟出人世短暂和摆脱烦恼的道理，中国难以计数的小型庙宇大多数属于道教管辖，是百姓祈愿的重要场所，也是世俗和神仙谋求对话的清静之地，在中国宗教史和民俗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道教对中国科技工艺的发展贡献极大，在道士追求长生不老羽化升天的活动中，冶炼丹药是一项极为普遍和主要的修练功夫。这一种看起来完全基于迷信的功夫，却由于实际上的化学反应而使其产生了科技工艺方面的革新，推动了中国古代金属冶金、制器等科技的发展，使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科技史占有突出地位。应该说，中国古代科技曾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位于世界的前列，道士的炼丹及相关试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深广的外来文化

　　佛教原来是印度的宗教，大约在中国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28—75年)时传入中国，至今已经有二千年的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佛教的影响是极其深广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唯一外来文化，因此谈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佛教是最为学者所关注所研究的对象。佛教初传到中国时，当时被人们或认为是异端而排斥，或被认为是道教的一种而宣讲。由于佛教重视因果和出世的思想，有点类似道教的“清净无为”，而且它的教义有许多是中国原有宗教所不曾有过的，给人的思想以新的启迪，所以不久就得到迅速传播。但佛教真正能够深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为广大信众所接受，却是伴随着一批学者大规模的译经活动而得以成功。中国古代小说《西游记》中记述孙悟空等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其唐僧的原型就是唐代最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602—644年)，他曾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成功到达印度，带回大量佛教经典，回来后即从事翻译工作，成为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十三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彻底衰落，中国的佛教徒已无法从印度吸收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文化，于是转而寻求自身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历程的原因，也就是说，正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佛教的衰落，才导致中国佛教不得不寻求一条自身发展的道路。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佛教的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通过对外传播而对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的影响，无疑是东亚文化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佛教中国化最伟大的成果是禅宗的创立，这个宗派的修持过程是由精神的集中而进入到有层次的冥想，这是一种重要的佛教修持方式。禅不受知识的约束，而是由生活的长期积累而达到顿悟，这对于传统佛教来说确实是一种革新，所以受到中国佛教信众的普遍支持。元明之际，由于理学的兴盛，而理学也吸取了佛教的学说，所以佛教本身便趋于衰退。但佛教在中国毕竟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大量的信众支持着佛教的延续，所以直至中国封建社会最后阶段，佛教的影响力仍然极其巨大，佛教寺庙遍及中国的城乡村镇，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充当了缓和矛盾拯救心灵的作用。佛教与道教不同之处是它的教义相对严谨和完善，佛教宣扬的是劝世行善，死后往生天国，它有一整套以经书作为载体的说教文本。它并不希望人们去追求长生不老，于是也就反对炼丹等活动，因此从科技工艺方面来说，佛教的贡献远不如道教，但对于劝人为善维持社会秩序的功效方面，它显然胜过道教。所以尽管古代有的朝代以道教作为国教，有的以佛教作为国教，然而总的来说，还是佛教为统治阶级直接服务的机会较多，所以佛教在协理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结构上具有中国其他宗教无法企及的优势。佛教和道教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丰厚的文遗产，这些遗产在文献上的成就就是著名的《道藏》和《佛藏》，这些煌煌大著是人类优秀宗教遗产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

　　4、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

　　谈到中国文化，我们就会罗列一大串名垂青史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等等，在这些人物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而且许多人都精通佛教和道教，甚至有一些人本身就是佛道中的高人。一部中国文化史，如果不写儒学，那么无疑是抽去了中国文化的主心骨，但如果漏写了佛教和道教，同样会给人以支离破碎的感觉。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其文化主体是由儒学、道教和佛教所构成，三教相互影响，不断在交流融汇中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

　　现在我们看到提及三教的古籍最早是《广弘明集》，这本书卷一里面有一篇文章《吴主孙权论述儒佛道三宗》，同时说到儒道佛三教。孙权(183—252年)是中国三国时期吴国的国君，当时他的疆域是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在他统治时期里，吴国的佛寺建造很多，崇信佛教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孙权能与北方最强大的魏国和西方的蜀国鼎力相峙，而且国力也一直保持强盛的局面，佛教的推广应该是成功的一个方面。唐代是中国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对东亚的文化和学术影响极大，当时的上层统治者非常重视宗教对社会生活的稳定作用，因此对于三教之间关系的讨论也成为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虽然每次讨论总有对某一宗教的偏向性结论，但通过彼此之间的争论，特别是一些具有影响的人士之间的相互辩论，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佛道本质的了解。中国的统治者和御用文士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于“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他们强调“三教虽殊，同归于善”，目的是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和统治的稳定，这就使三教的融合成为一种趋势。以东汉以后经学的兴起为标志，直到中唐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儒学的崛起，最终由宋代的理学为归结，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不断吸收道教和佛教的经义，重新诠释了以孔子为首撰著的经典要义，使三教的融合基本达成。

　　关于儒道释三教合一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也是需要说明的，这就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并不希望有多个教义共存，即使有这种情况，他们的内心也很渴望有一种调和的结果，所以中国普通百姓作为社会的基础，他们对三教合一的意愿是非常值得研究者重视的。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儒家学说这一学提，那么道教和佛教的传播(特别是外来的佛教)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中国延续至今的文化就会逊色不少，就可能比较单一化，也就难以在世界文化的宏观层面为人们所高度重视。

　　当然在三教融合的过程中，不可能企求三教平分的局面。就是说在三教合一的总的判定下，我们必须强调，无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源自南亚印度的佛教，都难以同儒学的地位相匹敌。因为既然儒学是封建统治者强调的选拔人才的主要道德和文化标尺，那么其他的宗教就只能充当配角的作用。但是我们还需要指出一点，就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毕竟不是儒学一家，而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形态，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研究中国的文化，都必须重视道教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而且应该从宏观层面来研究，这样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也是不断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

　　中国文化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这一文化并不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趋于衰退，而因为其具有强大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为世界文化的不断发展而作出显著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