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北京或上海，还是在武汉或广州，中国民众过基督教“圣诞节”的热情，与纽约、伦敦、悉尼过“圣诞节”的热情一样高涨，可谓是“环球同此凉热”。

    作为一个非基督教（含天主教，下同）国家，中国民众为何如此热衷过“圣诞节”？其一，正如巧妙利用人们对“世界末日”的恐慌而大发其财一样，无孔不入的商家利用助推“圣诞节”大潮而赚个盆满钵满。其二，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把“圣诞节”狂欢视为纾解现代生活压力的机会，寻找一个快乐的理由。当然，此中也不排除中国基督教信众日益增多的因素。

    总体来看，“中国式圣诞节”是一个世俗化、商业化、娱乐化的狂欢节，与宗教的关联度不是很大。正因如此，有人认为它对基督教的宗教神圣性构成了挑战，更有人认为它对中国的文化纯洁性造成了冲击——后者通常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笔者非常同情后者的观点。

    事实上，中国人反思“圣诞节”问题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指出，基督教独占“圣诞节”称谓，对其他宗教信众显失公允。５０年代，著名大儒唐君毅先生曾撰写多篇文章，指出“圣诞”是类名或公名，而“耶稣圣诞”、“孔子圣诞”等都是私名或专名，不能用“圣诞节”专指基督教“圣诞节”，以免伤害其他宗教信众的感情。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学者，都使用中性的“耶诞节”称谓。直到今天，港台地区的一些官方机构和报纸杂志，仍沿用这一中性称谓。

    当然，把基督教的“圣诞节”正名为“耶诞节”或“耶稣圣诞节”，虽然体现了宝贵的文化自觉意识，但恐怕无法使年轻人抗拒其背后商业化、娱乐化的巨大诱惑。因此，多年来一直有人呼吁打造中国人自己的“圣诞节”。上个世纪５０年代，著名大儒钱穆先生就指出，孔子是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和“万世师表”，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建议官方层面将孔子诞辰日设为中国教师节，社会层面则宜过“孔子圣诞节”。近年来，更有人提出，要对“孔子圣诞节”或“中华圣诞节”进行适当的商业化、娱乐化包装，以便激发年轻人的参与兴趣。

    令人欣慰的是，前不久网络上的多个视频和多篇文章证实，教育部２０１１年答复凌孜等１１名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时表示，原则同意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并将积极推动修改《教师法》，尽快解决更改教师节日期的问题。不过，如何在社会或民间层面，打造一个既具有礼仪神圣性，同时又对年轻人具吸引力的“孔子圣诞节”，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

    无论如何，与其指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顽固不化”，毋宁对其探索和“耶诞节”流行抱以同样宽容的态度。毕竟，包括“孔子圣诞节”在内的多个“圣诞节”共存共荣，而不是“耶稣圣诞节”一枝独秀，更接近于一种理想的文化生态格局，更符合各种文化宗教相处的“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