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儒学网 2012-11-24 12:01:27 作者:张祥龙 来源:儒家中国网站 文字大小:[大][中][小] |
编者按：本文是张祥龙先生于孔子2563年暨西历2012年10月29日，在北京参加“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已经讲者订正。
《儒生文丛》出版，让那些以各种方式认同儒家的当代士子，有了一个集中展示观点、发出声音的出版物，可谓及时之举，可喜可贺。“儒生”之“生”，就其单字语义而言多矣，而在“儒生”联读里，此“生”又似乎只意味着“知学之士”或“先生”（参《史记•儒林列传》注及《管子•君臣》注）。我想讲的是：儒生之生，既非杂陈而无统的芸芸众生，亦非仅仅知学知义之先生，而应是由“生”之本义而生出的“生生”（《易•系上》），或“使之生”。因此它既是先生，亦是后生，更是浸入实际生活沸腾经验之当下活生生。如果这么看，儒生就应是能为当下、未来的民族乃至人类带来深层希望和生存新境的人群，也就是让生命能够真正舒展其生发延续本性的生命体。
期待儒生带来深层的新希望，已经包含着一个意思，即至今占据主流的思想和现实，给人群和人类没有带来这种希望。当它们刚出现时，多半有过辉煌的日出，或一个美好希望的构造；但后来它们的实现和再实现所带来的，是深深的失望乃至绝望。比如，科学与民主是这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亦是这样；自由主义是这样，国家主义亦是这样。这个时代中，有许多愿望的满足，但缺少动人慰人的希望及其历史实现。所以正在再临的儒家，不应该依附于这类只是一种现实力量的框架，绝不认同它们包含的压迫性力量和至盲性力量，而要发挥自己“看家”的思想特点，为人类万物的生命困局找到出路或真实的生存自由。
儒生――儒之生生者――之所以有可能带来真希望，是因为他/她们不以活生生的生命之外的意识构造物或意愿构造物，比如独一至上神、体制化力量、个人的超越主体性或物质对象，为人生和世界的基础和归宿，而是以生命的本源、也就是亲子之家为根，而此亲亲之根的本性就是生生不已，所以全部儒家学说和实践都是此根的生发、舒展、开花和结果。这是儒家的独得之秘，表面上平实简单，百姓日用而不知，但里面隐含着极其深邃、剧烈的发生机制，乃至浸透于这不确定的生生大潮中的危险、偏离、寻回、再生等多种可能。夫子之所以“罕言”于性命、仁、天道，而又极能感应性命、天道的仁意，多半就是他老人家深深体会到这亲亲之生生中难言的丰富、危急和生动，不可用“必”、“固”之言言之，而只能在孝悌与好学的“文章”生生化里得其时中之至味。
当代现象学潮流中的海德格尔和莱维那斯都讲到“家”（Heim，Heimat，home）。海德格尔将家看作是与存在本身一样本原和根本的问题，当代人的“无家可归”（Heimatlosigkeit）表示的就是“对存在的遗忘”（Seinsvergessenheit），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及高科技追求的历史命运；而真正的思想者或诗人的天命就是“归家”（Heimkunft），哲学和诗思的最深动机就是想家，找到一条返乡之路（海德格尔：《荷尔德林颂诗<伊斯特尔>》、《论人道主义信》等）。莱维那斯则认为家居不是客观对象中的一个，而是人获得一整个客观世界和使文明具身化的前提（《整体与无限》第二部分D章）。但是，他们讲的家，虽然从哲理上突破了传统的无性别、无家室的概念形而上学和个人主体性，但毕竟只是支起了一个家居的空间；尽管里边燃起了诗意的火焰，出现了伦理的面孔，但是没有活生生的亲亲血脉和父母子女，没有家的实际生活，更没有这种生活的切身形态（Eigentlichkeit, authenticity）。他们避免涉入实际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及家族的实际生活，多半因为他们认定这种超个体的家居生活必会妨害和削平人的自由。但是，既然他们已经挣脱了个人的主体实在观，甚至不以胡塞尔讲的“主体间性”为满足，那么这主客打通了的自由之人及其生存方式能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后期海德格尔或者在荷尔德林的诗思之境中倘佯，或对老庄的道境出神，有家园，有居所，而没有真活的家居与家室。
儒生可以借助这种生活现象学的哲理之路，因为它是以当代人能够心领神会的那种锐利的和时机化的方式破开了传统西方思想中的个体与整体的二元论，让哲生们真切地看到人的实际生活经验是哪怕最抽象的哲理、最完备的体制和最有效的知识的不二源头和缰绳，而且这种人类的实际生活经验首先是家的生活。下一步，儒生不仅可以利用这种思路，而且势必要重造它和拯救它，不然这种没有活生生血脉的家只能在“等待一个上帝”的诗吟中枯萎。孔孟给了我们这种可能，即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找到并转化出一个切身的真态生存境界（eigenlich Existenz ins Heim; authentic existence in home）。人类的家庭，尤其是儒家文明教化中的家庭，不只是生活的起点，从中走出让其它宗教或意识形态去招募、去超拔的个体人，并在这个意义上获得它永恒的世俗意义；它更是生命体在生活本身中的皈依过程和最终归宿，在“耕读传家”的卓越努力中成为儒家或儒教的“教会”或“教堂”。换句话说，这家本身就含有超拔世俗、挣脱羁绊、赢得深层的人类自由、天地和谐乃至神性光辉的可能，可以在儒生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生生大化努力中完成自身的转化和升华。儒家的独特就在于此，就在这让西方人和西方化的现代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家奥秘之中。
当代人之所以会对广义的左右路线有深层的焦虑和失望，是因为它们解决不了内外的终极问题，简言之就是人与人的内在关系与人与自然的持久关系的问题。讲得更具体，就是它们都找不到能够有理、有效和兼顾义利地制约当代技术对于家庭和自然的毁坏的道路，无法从根基处破除高科技造就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对于人类的控制和绑架。这种缺憾不会被一些表层欲望的满足――不管是个人欲望上的物质满足，还是体制层面上的力量感的满足――而完全地、长期地掩盖。在表面巨大进步的五光十色之下，是更多、更可怕的问题的滋生，就像建水库、打农药、豪华装修和服用西药常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所以会在人的深层意识乃至隐意识中产生不安全感和绝望感――“什么办法都试了，还是不行！”像全球气候问题，能让那些生活在繁荣和安全的金字塔尖上的民族和国家也感受到这种内外之家的丧失。正是在这里，或在这种最绝望处，儒家可能为当代和未来带来真实的新希望。儒生要做的，就是紧贴住当代的问题裂缝，究天人乃至天伦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就那让人情不自禁地要倾听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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