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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孟子思想研讨会综述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21-09-20 04:41:14 作者:解光宇 来源:时事-国新网 文字大小:[][][]

 

 

由安徽省孟子思想研究会主办的第六届孟子思想研讨会,于2021年9月11日在合肥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全国儒学社会团体联席会议秘书处、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北政法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70余人与会。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教授、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兼学会处处长韩修良出席了开幕式。吴光、李存山、余秉颐、韩星等知名学者出席大会。开幕式由孟子思想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孟凡贵主持,李修松副主席做专题报告,孟子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戴兆国致欢迎词。吴光先生代表全国儒学社会团体联席会议秘书处、李存山先生代表中国哲学史学会分别致辞。会议收到论文60篇,可分为孟子思想研究、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孔子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现代新儒家研究等几个方面。

一、孟子思想研究

吴光先生发言的题目为《论孟子的“敬畏”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作者指出,儒学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其功能比较强大,具备道德、政治和法律、信仰三位一体的社会功能。儒学的根本价值不在于外在性伦理秩序,而是以内在的道德自觉为根本,在于它是一种确立了道德主体性的人文主义哲学。儒学虽然不是宗教,但却是一种信仰。而作为一种信仰,它主要体现在其敬畏意识上。敬畏就是信仰。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孟子加三畏:敬畏道德、历史、民心。敬畏的当代价值:敬畏天命,就是敬畏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敬畏道德是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敬畏历史要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唯意志论;敬畏民心,树立人民至上,以人民好恶为好恶,要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敬畏圣人之言,要敬重圣贤的言行。有敬畏就有信仰,无敬畏就是无信仰。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重建敬畏意识,重建我们的信仰。

韩星《孟子的孝悌之道与家国情怀》指出,孝悌之道是尧舜以来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孟子言必称尧舜,认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提出了以孝悌之道为基础的仁政王道主张。仁义是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仁义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就是孝悌。天下、国、家、身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修身为齐家之本,齐家为治国之本,治国为平天下之本。这种家国天下一体观和本末观,是中国人“家国情怀”的源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人文信仰。张鹏《孟子思想中的“家国情怀”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指出,孟子深刻地诠释了家国一体的政治架构。这种“家国一体”的政治观推演出“忠孝一体”的价值伦理观,形成了中华民族精忠报国、心怀天下的优良传统。吴树勤《孟子性命之辨与家国情怀》认为,孟子性命之辨一方面强调个人道德修身是人之价值实现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道德实践需贯穿于家庭、群体、社会和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儒家的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

高伯羽《孟子“民本主义”思想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指出,孟子“仁政德治”的政治理论和“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在人类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时代价值。当前,在“民主法治”建设的环境下,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引领下,发掘孟子“民本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意义尤其突出。魏衍华《孟子政德论的内涵及其文化根脉》认为,“仁政”是孟子要实现的理想。“仁政”的实现自然需要具有“仁德”的为政者。为政者的政治素质或者说是政德,是孟子“仁政”理想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孟子》中蕴含的“政德”并非是孟子的独创,而是来自于此前的“唐虞之道”“三王之道”和“周孔之道”。这些中华圣道应该是《孟子》政德论的文化根脉。宋冬梅《吕祖谦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指出,吕祖谦的民本思想在继承孟子民本思想基础上,对孟子的重民、富民、恤民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在政治视角的“重民”方面,强调“君臣民上下相应”;在经济政策的“富民”方面,提出“土均之法”、“共享成果”、“与民同乐”;在社会救济的“恤民”方面,提倡“取民有制”、“散利薄征”、“恩鳏寡,逮困疾”等,不仅使孟子民本思想更加系统化,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解光宇《从孟子的生存民本到戴震的伦理民本》认为,孟子的民本学说,着重强调生存民本。戴震展开了对“存理灭欲”的批判,提出“理存于欲”、“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等民本伦理观,为建构新的人权、伦理民本思想开了先河。

李季林《孟子的经济哲学思想》指出,孟子提出的恢复井田制的经济策略,是为了便于“分田制禄”、发展经济。他所主张、所肯定的生产关系是封建制的,而不是奴隶制的。孟子这种以仁政为核心的经济哲学思想,在维护当时政权的同时,也兼顾考虑到了百姓的利益,体现了其时代性、人民性。贾名党《孟子农业观述略》认为,孟子的农业观主要表现在重视农业生产、农业科技、农业生态,加强田间管理、保护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实现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等方面,其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对当今农业的发展亦有一定参考价值。许光灿、蔡章田《挖掘孟子“民本”“恒产”思想》深度挖掘孟子的仁政、民本、恒产思想,即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共同富裕,坚持不断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群众,提高素质。

俞秀玲《孟子生态伦理责任情怀的现实关照》认为,孟子的生态伦理责任情怀以其“仁民而爱物”的天人相通观作为其哲理根基,同时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生态伦理情怀,由此而滋养了其“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生态伦理责任情怀。孟子的生态伦理责任情怀,对我们今天重建生命伦理、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蒋毓舒《论孟子的生态教育思想》指出,孟子注重人文化成的生态教育观,主张从教育环境、施教对象、教育方法和价值理想等方面,对人实施成功完满的教育。孟子的生态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亦有一定启示意义。

戴兆国《具体形上学视域中的孟子性善论审思》认为,具体形上学就是试图拆除抽象形上学的藩篱,返归人类观念创造的现实根基。以具体形上学的方法为引导,我们可以对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进行一番新的审视。文章从孟子何以提出性善论,存在的具体性、孟子以何证成性善论,存在的丰富性、孟子开创性善论的洪流,存在的开放性、性善论的具体形上学反思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很有理性创意。方朝晖《古今学者对性善论的批评:回顾与总结》认为历史上批评性善论而对人性善恶问题大体有七种看法;对孟子论证性善的方法进行了六个方面的批评,试图说明性善论及中国古代人性理论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傅永吉《孟子与心学的原始建构》指出,仁义礼智其初始形态即是“四端”,而有仁义礼智“四心”之发微。个体若能不断存养、扩充仁义礼智“四端”,则能超越庸人之市侩境而有士、君子人格之诞生,是为道德境界,最终“由仁义行”,进入“万物皆备于我”之天地境界。

唐明贵《赵岐《孟子章句》的训诂特色》指出,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既注重采用声训、义训和据境索义法解释字词,也关注人名、地名、水名、官名、职名、器物,以及车舆制度、俸禄制度、赋税制度、土地制度、度量衡制度和历法制度的诠释。这不仅体现了“叠诂训于语句之中”的诠释特色,也体现了经典诠释的时代特色,在汉代经学史上别具特色。王伟凯《<孟子杂记>之孟子家族状况述析》提供了研究孟子的稀有资料《孟子杂记》。《孟子杂记》是明陈士元所著,版本为 1936 年的商务印书馆版本,该书综合了诸多前人关于孟子的研究成果,对孟子的家族情况记载颇多,尤其对孟子的母亲、妻子和族人的记载仍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程仲平《涂山农耕史话与孟子思想研读》根据千年口口相传的故事,孟子曾游安徽省巢湖市苏湾镇境内的涂山,并留下“孟母桥”遗址。这段历史传说,集中体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仁政学说、教育理念、善性理论。

刘长城《孟子的实学思想》从治国理念、道德伦理和民本思想三个方面分析《孟子》的实学思想。其治国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学说;其道德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伦关怀;其民本思想集中反映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言论。指出这三个方面的实学思想对于构建当今时代新实学有借鉴意义。 张盈盈《从孔墨乐论的演变看孟子“乐教”观》从儒家乐论即美学和艺术精神角度谈论孟子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孟子论述音乐注重“乐”与仁义道德的关系,认识到“乐”具有以情感人的美育作用。在孔子的“正声”之后,孟子的“仁声”以“仁义”为本,发挥社会性的“人伦”教化作用。柳河东《孟子人格气象及疫情下的生命儒学思考》通过论述孟子的大丈夫形象,分析古今防治传染病有“大丈夫”人格气象的三位典范人物,探讨生命儒学的构建,以推动当代儒学的发展。胡发贵《论孟子的“能”与“不能”》对孟子思想应作全面理解,他不仅讲“能”,也讲“不能”;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而孟子讲“能”与“不能”,其背后还有着深切丰富的政治诉求,蕴含了体现出一位智者的良知和人文情怀。蔡正发《胡适与孟子》比较了胡适与孟子的特质。胡适与孟子少幼时分别由母亲抚育施教,都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两位成人后都恪守孝道,都以大无畏的义勇精神推崇民主自由,又以无限宽阔的胸怀笃行恕道;两位都有不朽论著传世,并且都享有“圣”誉。如今学习孟子与胡适的思想、言行与精神,对人对己对社会均不无重要意义。杨文斌《比较与比附——新儒家张君劢“孟子说”发微》认为,张君劢依“现代哲学原则”,分“伦理、逻辑、知识论及形上学”对孟子学说进行诠释。张氏的比较与比附,既有别于传统经学,又有别于西方汉学,丰富了对孟子的理解,开拓了后世儒学的新进路,有助于开显、激发本在的文化自信,有利于儒学的国际化、现代化。

     此外,提交论文和发言的还有:唐超《论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中的生死观》、

孟祥运《试析孟子哲学更具有现实关怀精神》、贺志韧《<孟子>中通过舜的故事所阐发的“孝悌”思想》、 孟书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语境下的我们》、孟昭然《孟氏对建立南宋政权的贡献及其意义》、李习妹《孟子“性善论”中的生态思想》、王睿智《孟子“勇”论》、王晓珂《孟子天道观思想及内在理路探析》、许光兰《浅谈孟子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石明《<理惑论>援孟及其佛教镜鉴》、聂磊《由“情”至“诚”:孟子道德情感论及其内在理路》、冯晓庆《两难境地下孟子的“权变”思想及其追求》、钱凤仪《孟子的利益观所涉及的哲学问题》、杜国华《孟子性善论——以心善论证性善》、罗惠龄《中西哲学互镜下的孟子人性论新诠》、杜改转、赵龙《孟子思想对构建新时代价值体系的价值》、 叶正渤《孟子“为人”思想探析》、 赵云云《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朱荣智《孟子与养生》、姚巧云《孟子“义利之辩”试析》、黄忠信《以民为本,强国富民——温悟孟子思想之家国情怀》、 梁辉成《孟子的“民本”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赵小璇《浅析孟子人性本质之性善论》、吴春华《人性论视域下孟子与马克思自由理论之比较》。

二、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余秉颐《儒道佛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含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儒家的“三纲领八条目”之说,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之说,佛家的“菩提心则忠义心”之说,就是这样的思想理念。这些理念典型地体现了儒道佛三家的家国情怀,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家国情怀的民族文化。

王国良《人与自然也是命运共同体》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病毒来源问题,科学分析基本认定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这是自然界再次给人类提出警醒,要认真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确立敬畏自然的态度,要与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界长期和谐共存。儒家自然观提供了丰厚的思想理论资源,传承弘扬儒家自然观,促进其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对我们建构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永恒的理论价值。

彭彦华《学以成人与儒商精神》指出,中国现代企业仍然处在一个形成过程中,可能会有多种有意义的模式,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伦理可以给我们造就一种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儒家的学以成人、人文教化理念,建设心灵品质、止于至善的核心价值观,内圣外王、身任天下的道义理想追求等,迫切需要落实到现代企业家的身上。为此,企业商业中的人文教育任重而道远:唤醒儒商意识,提升儒商素质,强化儒商实践。

陶武<恒产琐言>的家庭治生观念探析》认为, 张英不仅是受康熙帝倚重的股肱之臣,而且还是教子有方的家长典范。恪守修齐治平的儒家理念,他注重对于家庭治生的总结与研究。基于经典文献爬梳与现实生活总结,所著《恒产琐言》成为中国古代家庭治生之学名篇。他所提出诸如地不爱宝、重农惜田,乡城耕读、相为循环和以俭为宝、量入为出等治生观念对于当今家庭乃至国家治理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

丁晓慧“父慈子孝”的现代价值分析》指出,“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思想的起源,也是中国产生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家庭伦理范畴。“父慈子孝”是儒家慈孝文化的经典,它是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双向义务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双向义务模式被割裂,“父慈”和“子孝”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由于当今社会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父慈子孝”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

张艺《安徽谚语中的奋斗观和君子文化及其当代价值》认为,安徽谚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大量谚语从奋斗的定义、奋斗的目的与动力、奋斗和实践的关系、奋斗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归纳传递了中国人民的奋斗观;从胸怀大志、谦虚礼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角度描述了君子人格。传承和挖掘安徽谚语,对于当今社会明确君子文化的时代内涵、挖掘安徽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以及传播中华优秀文化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孔子思想研究

余亚斐《敬畏与诠释:孔子“三畏”对经典诠释的启示》认为,孔子“三畏”体现了中国经典诠释对敬畏的重视,并给予当下以启示:在“畏天命”中树立经典诠释的历史担当;在“畏大人”中发挥经典诠释的人格塑造功能;在“畏圣人之言”中自省并在对圣人之意的上达与权变中,实现经典意义的应用与流传。

丁成际《孔子君子人格思想的政治伦理价值探析》立足伦理与政治的价值关联性,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孔子君子人格思想中丰富的政治伦理价值意蕴具有深远意义。明德至善的政治伦理理念、礼法之制的政治伦理原则和慎于治身的政治伦理规范构成了其思想的内核,在思想先行的价值导向下规范政治伦理制度,提高政治行为主体的治道底蕴,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四、宋明理学研究

黎晓铃“德性”应该外习还是内求?》指出,在用“德性”来引导“问学”这一问题上,朱陆其实没有根本分歧。朱陆最大的矛盾,其实在于如何发现“德性”。陆九渊根据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的思想,坚持用“反身而”“反观内求”的方法体悟本有的“德性”。而朱子则担心“反观其心”会染上佛教“空心”病而否定了反观内求的方法,并另辟蹊径引导通过向外学习的“道问学”来发现“德性”。然而,朱子所强调的“道问学”其实是一种逻辑推理的习得方法,适用于探索外在的客观规律但并不适用于内在的德性的体悟。而陆九渊“反观内求”的方法也只适用于对德性的体悟但却不能取代“道问学”对外在客观事物的了解。朱陆思想要实现真正的会通,或许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陈清春、刘科迪《情感感受视域下王阳明“良知”思想研究》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作为情感感受的良知有其发用与流行的一面;从工夫论的角度来看,良知亦体现了主体的实践道德实践能力。该文结合“天理”“性”“心” 等核心概念对王阳明“良知”说进行分析,并从胡塞尔现象学角度分析“情感感受”何以能够成为本体,当然这里的“情感感受”不是仅指“四端”,而是从人的所有感受上来说的,由此王阳明哲学实现了由“四端”到“七情”的扩展,这也是王阳明哲学在情感感受领域的重大贡献所在。

五、现代新儒家研究

金小方《现代新儒家的话语自觉与话语创新研究》认为,现代新儒家的话语自觉表现为应对西方话语挑战的责任感、积极推动中国哲学话语的现代转型和传播中国哲学话语的实践活动三方面。他们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反对抛弃民族文化传统,反对全盘西化论,反对将西方文化看成现代化的唯一范式,他们有复兴中华文化的高度责任感与强烈使命感。他们提炼了中国哲学的标识性概念,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他们传播中国哲学话语的实践活动主要有出版著作、办杂志、国内外讲学、办书院、参加国际会议等。他们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当前打造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推动中国哲学话语走向世界提供了直接经验。

金丽《现代新儒学创造性转化的路径探寻》指出,现代新儒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继承儒家道统,吸收宋明理学,试图通过儒家的学说融合会通西学,推动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这一创造性转化工作在现代新儒家的三代中都有所呈现。熊十力、牟宗三、林安梧分别代表了三代新儒家创造性转化工作开展的路径:熊十力以心学为路向,由佛入儒,构建了“新唯识论”,重建儒学本体论;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学路向,消解康德“道德底形上学”,转识成智,重铸儒家“道德的形上学”;林安梧以气学为路向,提出儒学革命,由道德实践转向生活实践,发展为“存有三态论”。他们在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的理念方法,为当前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思考。

    子清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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