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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觉中: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上)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9-10-04 10:03:24 作者:余觉中 来源:中国当代儒学网山东工作站 段炎平推荐 文字大小:[][][]

 

 

内容摘要记载孔子生日最早、最完备的是《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谷梁传》: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公羊传》: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史记》:襄公二十二年。《史记》本来未记月日,后人年依《史记》,月日取《谷梁》,推算为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或公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并没有原始史料依据,故不可信。依现代天文历法推算,可知《谷梁》记孔子生日用鲁旧历,《公羊》用鲁新历,二《传》所记虽相差一月,实同指夏历九月二十一日,换算成公历为儒略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孔子的卒日见于《左传》: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史记》所记相同。依现代天文历法推算,可知《左传》记孔子卒日用鲁新历。换算成夏历为二月十一日,公历儒略历为公元前479年3月9日。

关键词:孔子生日,孔子卒日,鲁旧历,鲁新历,天文历法

 

  关于孔子的生卒年月日问题自古就有诸多不同的说法,争论至今尚未结束。由于现代天文历法的发展,今人对古天象的推测远比过去准确,又因古书的有关记载总是将天象与历法结合起来记载,因此这个问题有望在今天得到真正的解决。

  对孔子生日的记载,最早的见于《公羊传》与《谷梁传》。二《传》与《左传》一样是解释《春秋》经的。查三《传》鲁襄公二十一年,经的部分是这样记的: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公羊》在“邾”字后多一“娄”字)

  夏,公至自晋。

  秋,晋栾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来朝。

  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邾子”,《公羊》作“邾娄子”)

  《左传》记到此为止,《谷梁传》下面尚有一句:“庚子,孔子生。”

《公羊传》下面也有一句:“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春秋公羊音义》云:“《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无此句。”可见当时《公羊传》就有两个传本,一本有“十有一月”,一本无此四字,同《谷梁传》。如以无“十有一月”四字的《公羊传》为准,则二《传》所记的孔子生年月日完全一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先儒多主此说。如以有“十有一月”四字的《公羊传》为准,则二《传》所记年日相同,但相差一月。

  《史记·孔子世家》却有如下记载: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史记》只记年而未记月日,所记之年与二《传》相差一年。

   以上三种说法可以说是有关孔子生年月日最早,也是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后人讨论孔子生日问题大致不出此范围。因以上三书所记各有不合之处,遂有后世的不同考证与猜想,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一、赞同二《传》说;二、年取《史记》,月日取《谷梁》;三、认为三书所记表面有异,实则无异。

   赞同二《传》说的,除汉代经师贾逵、服虔等外,尚有宋、元、明之有学之士如刘恕、洪兴祖、黄震、马端临、宋濂等,清代精于考据的学者崔述、江永、钱大昕等人也力主此说。江永在《乡党图考》中说:

     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灵王之二十年也,《公羊》《谷梁》皆谓孔子生于是年,二家去圣未远,当必有据。经书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则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羊》谓十一月庚子则误矣。司马迁《年表》《世家》舛错者非一,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汉时亦尚《公》《谷》之学,何以记孔子生年必与《公》《谷》差一年乎?金履祥《通鉴》前编谓是年九月、十月日两食之,必非生圣人之年,此金氏不知历法故也。合朔当交而食,必须隔五六月,无连月比食之理。春秋及汉初有比食者,皆史家之误,未可以是断圣人生年也。十月庚辰朔日食,庚子孔子生亦何妨乎?朱子《论语序说》既引《史记》,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系之,则亦误。二十二年七月有辛酉,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食,以此推前后月日,则庚戌岁十一月当甲辰,不得有庚子矣。窃谓孔子生年当以二《传》为信,月日当以《谷梁》为信。(注1)

  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亦认为:

  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则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也。春秋周正之冬十月,即今夏正之秋八月也。《孔庭纂要》云: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案十月庚子之文本之《谷梁》,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庚子,则今之八月二十一日也。以为二十二年者,《史记》误尔。《史记》未尝言为十月庚子生也。以《谷梁》为不可信乎?则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谷梁》为可信乎?则固谓二十一年也。何得又从《世家》改为二十二年乎?以《世家》之年冠《谷梁》之月,未知其为何说也。(注2)

  就连孔子六十九世孙孔继汾在《阙里文献考》中也说:

  至圣先师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盖周灵王之二十年也。至《公羊传》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谷梁传》则云冬十月,《史记》又云二十二年,窃谓征《史》不如征《传》,而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实无庚子,故断以《谷梁》为是,得年七十四云。(注3)

七十二世孙孔宪璜重修《孔氏大宗谱》,亦从二《传》。(注4)

  关于孔子的生年月日,自古以来异说纷呈,遵《史记》之说者亦大有人在,但未见有人能以充分的理由驳倒二《传》所记,虽然对《公羊传》的十一月之说时有异议。

  第二种意见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所增修的《孔氏祖庭广记》之说影响最大,成为后世普遍采纳的说法。在其中的《先圣诞辰讳日》一文中写道:

  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岁,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当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注5)

  《祖庭广记》是孔元措在四十六世孙孔宗翰撰的《孔氏家谱》和四十七世孙孔传撰的《祖庭杂记》(南渡后改名为《东家杂记》)(注6)基础上综合扩修而成。《孔氏家谱》现已失落,《东家杂记》今仍可见。《孔氏家谱》是北宗时才开始修的,最初的孔氏家乘只记载世袭奉祀的宗子名字,而且只以抄本传世,并没有完备的家谱自汉代以前续传下来,故对孔子生日的记载家谱中前后不一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祖庭广记》上述文字在《东家杂记》的记载中就有两处不同:一是“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岁”的“庚戌”,《杂记》中作“己酉”;二是“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这一句《杂记》中没有。虽然二者所记的年份一致,但如是从古延续下来的,其干支纪岁不应有异,而八月二十七日显然是《广记》按《史记》所记的年与《谷梁传》所记的月日合成后重新推算出来的。

  《广记》所记的孔子生辰是否有早于《史记》的所本呢?

   孔子七十世孙孔广牧著的《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上说:

  《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公羊传》: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谷梁传》: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世本》: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注7)

  从这段文字看,《广记》所述孔子生年月日好像出自《世本》的记载,而非将《史记》的年配上《谷梁传》的月日。

  《世本》是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记载从黄帝到春秋时期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氏姓、谥法等的书籍,唐代时就已散佚不少篇目,北宋时古本可能已经不存,到南宋末年已全部散失。司马迁写《史记》时曾引用过该书,但孔子的生年月日是否直接引自《世本》呢?

  孔广牧认为,宋元丰八年四十六世孙孔宗翰撰《家谱》,宣和六年,四十七世孙孔传撰《祖庭杂记》,金哀宗正大四年孔元措因旧文增益成为《祖庭广记》,从《广记》卷首所引《世本》推断,《家谱》与《杂记》所根据的是北宋相传的《世本》旧本,只是南渡以后《世本》散佚,所以宋代编修的极其完备的目录书《崇文总目》没有著录。(注8)刘咸炘先生则指出,《崇文总目》始修于仁宗景祐,完成于庆历,远在元丰、宣和之前,因此,孔宗翰与孔传皆不得见《世本》。(注9)认为广牧引以为据的《祖庭广记》引《世本》的一段话:“宋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其子奔鲁为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长子曰伯皮,有疾,不任继嗣,遂娶颜氏,祷于尼山,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丘,字仲尼。”(注10)是广牧的误认。他辩驳说:

  细审此节,乃知元措本未据《世本》,而广牧误认也。孔父嘉以下至叔梁纥数句,乃《世本》文。《诗·商颂·正义》曾引,故元措用之。长子曰以下与《史记》文不同,盖是元措隐括《史记》及《家语》诸书之文。元措本不据《世本》,故检阅书目不载也。广牧误认,欲援以证其先说,乃反陷其先人于伪造矣。且若《世本》果有此文而司马据之,何为反删长子一事?又何为图省数字而不载月日?司马迁纵陋,岂至是乎?由是知迁所见《世本》,并无孔子生日之文。又群书引《世本》皆无此文。若果有之,汉世儒者,何不援以正二《传》?徐广、裴骃诸人何不援以证《史》?司马贞《史记索隐》多引《世本》,何独不引,而反于《传》《史》之异疑莫能决耶?(注11)

  应当说刘先生此处的辩驳是十分有力的。如果说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这一天不是来自先秦的文献《世本》的记载,而是将《史记》与《谷梁传》的记载拼合起来的,其可靠性自然值得怀疑,由此日推出的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与公历9月28日自然也有问题了。

  第三种意见实际上早在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就有人提出来了。这就是赵去疾所著的《孔子生年月日考异》,文后有作者自述为何作此考订的缘由:

  因见江西转运司新刻《东家杂记》,尹梅津为之跋,謂今四月八日浮屠氏盛为香花供,问之,则曰佛生日也。吾徒衣逢掖之衣者,深衣大带者,问以孔圣生之日,则愕眙左右顾,莫知所以为对,非阙欤?去疾读之,犹有疑焉。此孔氏家传,不应有误者,因为之考订如上。(注12)

  可见南宋时,孔子之徒尚不知夫子的生日究竟在哪一天。原因自然是二《传》与《史记》所载不合。由此也可推断,孔家自身确实没有从先秦直接传下来的家谱记载,即使有过,后来也一定散佚了。

  去疾这篇考订可能是关于孔子生卒年月日全面、深入、细致考辨的最早文献,从中可见作者具有深厚扎实的历法知识以及超人的识力,不然孔氏家族不会将之收入《东家杂记》流传。但后世考订孔子生日的似乎并不重视此篇,其原因可能跟《四库提要》对它的评判有关:

  《东家杂记》,宋孔传撰。孔传字世文,孔子四十七代孙,南宋初与孔端友等四人南渡,家于衢州。……其时去古未远,旧迹多存。传又生长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记特为简核。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异》一篇,末题“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谨书”。末有《南渡庙记》一篇,题“宝祐二年二月甲子汝腾谨记”。二人宋宗室子,故皆不署姓。……去疾《考》中历驳诸家之误,而以为《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于十月二十一日,卒于四月十八日,其说殊谬。殆由是时理宗崇重道学,胡安国《传》方盛行,故去疾据以为说欤。(注13)

  《春秋》纪年究竟是用周正、殷正还是夏正?这在历史上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先儒与一般史家倾向于认为用周正,即以冬至所在的冬十一月为正月,所谓建子。殷正是以冬十二月为正月,所谓建丑。夏正以春元月为正月,所谓建寅。因此周正的十月相当于夏正的八月。《谷梁传》记孔子的生日为十月庚子,如依襄公二十一年算,庚子日为二十一日。如依襄公二十二年算,则为二十七日。因此,如换算成夏正,孔子的生日为八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七日。这差不多成为后世大家比较普遍的共识。虽然古人也有认为《谷梁》用夏正,《公羊》用周正的,但认为《春秋》经传全用夏正的,恐怕只有去疾一人,其所得出的结论与人们的普遍认知要相差两个月,难怪《四库提要》要斥之为“殊谬”了。但现代的古天文学家通过推算《春秋》中记载的诸多日食,发现《春秋》经传并不是由单一的某一种历法记录的,往往是夏、商、周三种历法并用,而鲁国则独用鲁历,而鲁历又有鲁旧历与鲁新历之别。古天文学家王笑冬先生在《春秋三传天文历法索源 孔子生卒天文历法考》一书的《绪言》中说:

  夏历建寅,以寅月为正月;殷历建丑,以丑月为正月;周历建子,以子月为正月。西周时期,周王朝对于诸侯国的历法监督管制很严,除了宋国与毗邻的鲁国保留了使用殷历的传统,杞国和鄫国沿袭夏历,楚国启用楚历,其他周王隶属下国家,必须使用周历。擅自改变者,国君会受到处罚。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走向衰落,但周王朝的历法体系是基本完善的。东周时期,周王室一直垄断着天文历算以统御诸侯。在此背景下,春秋时期的鲁国依然沿用殷历“建丑”,同时也使用周历“建子”记事,这是鲁历的特征。在鲁历体系中,我们把“建丑”的鲁历称为鲁旧历,把“建子”的鲁历称为鲁新历。同时使用鲁旧历与鲁新历两套历法记事的《春秋》由于社会动荡,其原始的天地人信息被打乱,后经孔子及弟子整理并传承至今。(注14)

   王先生的这一发现可谓意义重大,他借助现代天文历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春秋公羊传》所记载的天象及日期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恢复,终于还原了春秋时期利用天地人同步信息记载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突破口则在现代天文学对古代日食的推算,因为“《公羊传》里记载了36个日食,其中用现代天文历算核准的曲阜地区(鲁国国都)发生过的日食有31个。这31个日食信息是极为宝贵的信息元,可把古今的信息接轨”(注15)中国自商朝开始已用干支纪日法,据考自春秋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二月己巳日起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止,2600多年从未间断和错乱过。早在1990年,张培瑜先生就编了一本《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注16)自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2050年这3500年间的中西日历都可对照互查。春秋期间各国行不同的历法,作者也同时列出春秋鲁国历法、周历、殷历和夏历的日期对照表。只要知道西历就可查出中历,知道中历也可查出西历。这为考证孔子生卒年月日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过去之所以众说纷纭,跟缺乏根据天象来推算并确定具体的日期有关。有了这本《历日天象》,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就可推算出孔子的生卒年月日,古书所记载的干支是否有误也会一目了然,《春秋》究竟用何种历法记录也会水落石出。

  笔者通过查阅《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推算了《春秋》经中记录的某些日食发生的具体日期,发现与王笑冬先生的推算结果是一致的。综观《春秋》二《传》,在记录春秋鲁国十二公中,几乎都有鲁新旧历交替记事的现象,只是前期以鲁旧历为多,后期以鲁新历为多。用夏正记事的笔者只发现一处,即二《传》的定公五年:“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春秋朔闰表,鲁定公五年是周敬王十五年,辛亥朔在周正三月,对应的儒略历为公元前505年2月16日,而正月与三月相差两个月,这个正月即是夏正的正月。这一天的日食发生在周历的三月初一,或夏历的正月初一。

  因为历法是依据天象制订的,如果现代天文计算的日食日期与古书记载的相合,再加上古书的干支日记录,不管使用鲁旧历、鲁新历还是夏历,都不会影响考证的具体日期。

  由此可见,先儒对《春秋》的日期记录全按周正算是不可靠的,赵去疾认为全用夏正更是不对。《四库提要》以“殊谬”评之,也不为过。但赵去疾的观点有值得重视的地方。《考异》首先援引《皇极经世书》:“己酉年,周灵王二十年,鲁襄公二十有一年也。”证明《公羊传》之《注》曰“时岁在己卯”是错误的。自然,《东家杂记》将己酉年看作是周灵王二十一年也是错误的。又认为此年十一月无庚子,所以《公羊传》的记载也有误,从而确认《谷梁传》所记的十月庚子是正确的。

  王笑冬先生则认为,《谷梁传》此处是用鲁旧历记,《公羊传》用的则是鲁新历,两者并不矛盾。(注17)考虑到二《传》上文记录的《春秋》经原文用的全是鲁旧历,而对孔子的生日记录突然又用鲁新历,是会造成一般读者误解的,因此,认为此处的《公羊传》作“十有一月”是误记,也是说得通的,况且历史上有的传本无此四字,与《谷梁传》的记载一致。但王笑冬先生曾对《春秋》经传所记的重要日期全部作了换算复原,发现相邻的两月分别用新旧历记载的并不少见。但只要有干支日与朔日的记载,并不影响推算出具体的日期,尤其是有日食的记载作为参照。如鲁旧历的十月,即鲁新历的十一月,这一月庚辰日是朔日,内有庚子日,如到鲁旧历的十一月即鲁新历的十二月去找,则庚戌是朔日,此月没有庚子日。如将《谷梁传》的十月误认为是鲁新历的十月,则会发现此月也是庚戌朔,月中也无庚子日。所以只要记有“庚辰朔”三字,它都指向公历的9月19日这一天,也即是鲁新历的十一月初一,或夏历的九月初一。这样看来,《谷梁传》的记载自然是正确的,而且与经文的记载保持一致。《公羊传》不管有没有“十有一月”的记载,关系并不太大,都不会影响我们推出孔子确切的生日。这是王笑冬先生发前人所罕发的研究成果。

  《考异》又引《史记索隐》之说,认为《史记》不从二《传》的襄公二十一年,而作襄公二十二年,是因为《史记》根据《公羊》的十一月之说,因为周正的十一月即明年的庚戌岁首,所以《史记》的孔子生年比二《传》所记要晚一年。

  对于《东家杂记》所记的“周灵王二十一年己酉岁,即鲁襄公二十二年也。当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周敬王四十一年辛酉岁,即鲁哀公十六年也。当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圣薨。先儒以为己丑者误也”,《考异》辩驳说:

  按《杂记》所书生年月日与《谷梁传》合,是为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无疑,所书薨年月日与《左氏传》合,是为夏四月十八日乙丑无疑。然以生年为己酉岁,则是周灵王二十年,鲁襄公二十一年也。若以为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则是庚戌岁矣。其书卒年以为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则是壬戌岁矣。今以为辛酉岁,亦非也。盖生年既移庚戌岁为己酉岁,则薨年遂亦移壬戌岁为辛酉岁,以求合于《史记·世家》之七十三岁,而不知生于己酉之年而已得庚戌岁节,此又《杂记》之误也。按《公羊传》以先圣生日为冬十有一月,则是年十一月无庚子,《左氏传》以先圣薨日为己丑,则是年四月无己丑,《史记》以先圣之年为七十三,则自己酉岁至壬戌岁为七十四,此今昔之所疑也。今考春秋《长历》,周灵王二十年己酉岁八月置闰,以历法积之,则大雪节当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为十一月朔气。又三四日方为庚子日,是先圣之生已在建子之十一月节气矣。既入十一月节气,则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岁首无疑。《公羊传》之书十一月若误也,而实不误也。《史记》以为襄公二十二年,而又以孔子为年七十有三,亦未尝误也。谷梁氏于年于月皆据实书,公羊氏于年据实书而于月以节书,谓有日可表也。司马氏之笔则于年即以节书,三者皆非误矣。先圣薨日,则左氏之误无疑,亦以春秋《长历》考之,是年夏四月戊申朔,有乙丑无己丑,无可疑者。

 

相关链接:

 

余觉中: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下)

 

附:作者简介

余觉中,名小华,字继槐,一九六〇年出生于浙江天台。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后辞去教职,专心致力于在当今社会恢复孟子后失落、清代大儒刘止唐先生中兴的孔孟大道圣学,2006年创办广慧书院,后改为中和书塾。归心于川西夫子刘止唐先生,承续止唐先生所创槐轩之学,十多年来坚持“以光复圣学为己任,以中庸之道为行持,以尽性立命为目标,以育人弘道为核心”,研习传扬中国传统文化,并先后编著《做人之道》、《圣学梯航》、《万世师表——孔子生平事迹》、《中华经典选粹讲记》、《大道经论选》、《中国文化精神》、《孝经讲记》、《下学梯航讲记》、《学书悟道记》、《中庸通讲》、《论语通讲》、《大学通讲》等三十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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