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做老师，最初是作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归口哲学系管理。不过，那个研究所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真正启动，也没有具体的研究项目，所以我便在哲学系“挂单”。

    既然到了学校，就要上课、带学生。当时哲学系实际主持工作的张志伟老师建议我在西方哲学教研室带硕士。学生的兴趣是研究维特根斯坦，很显然，这内容我指导不了，在西哲教研室的其他老师的帮助下，学生完成了学业。这样，我很“奇异”地有了一个学西哲的学生。不过，这个学生硕士毕业之后，就转而读中国哲学的博士了。

    不知什么机缘，第二年我就改在中国哲学教研室带硕士。但我在中国哲学教研室的“身份”一度不甚明朗，《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原著选读》这些专业性比较强的主干课，主要由比较资深的宋志明、向世陵、彭永捷等教授开。那我应该开什么课呢？这个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并有一些反响，我就问系里，在教学方案中是否有“儒学”方面的专门课程。一查，果然有一门《儒学源流》，原先是杨庆中教授开过。不过庆中兄因为《周易》研究名重天下，专业和选修课的需求很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开了，这样我就接过了这门课。

    21世纪初，儒学的“名声”还很成问题，我自己也比较倾向于“中立”“客观”地研究儒学，有朋友称我这种立场是对儒学在近代的衰落“幸灾乐祸”。这么说虽非全无道理，但忽视了一种比较普遍性的现象，即许多21世纪以来的儒家思想的同情者大多是从“批判”开始的。大概我也属于天生的不安分者，经过一段时间对儒家经典的阅读，我认为以原先的“中国哲学史”（我们最初接触《中国哲学史》是任继愈先生主编的）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思想传统是“不匹配”的。因此，参与了当时争论激烈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就现在的状况来看，葛兆光先生是正好在撰写《中国思想史》，陈少明先生则是在思考将思想家和思想事件还原到“历史场景”中，而我自己的关切则在儒家与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关系上。因此，我所设想的《儒学源流》课程，就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也是儒家与中国制度的关系史。

    2006年，我的另一本著作《制度儒学》由世纪文景出版，这也意味着我对儒家与中国制度关系的思考更为系统化。因此，我的《儒学源流》课，在内容构建上分两部分，前半部分讲一般意义上的儒学史，后半部分讲“儒学与中国社会”。

    有两件事推进了课件的丰富和完善。其一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征集，我就以这门课的内容提交，虽然全国大多数的大学并没有“儒学概论”或“儒学源流”课程，但教材却获得了立项，这就意味着必须把以前讲课的提纲转变为“教材”出版。其二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进行教学改革，设立了一系列通识课，当时的教务处领导决定让这门课进入第一批通识课。在教材和课程的双重推动下，《儒学概论》的撰写必须启动。

    也有很多机缘让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别有意义。2007年前后，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香港中文大学对于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至关重要，钱穆先生可以称之为这所学校的创办人之一，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都在此设坛讲学。因此，我把在中文大学访学的机会看作是“回顾”儒学史、思考儒学问题的最好机会。每天在新亚书院的钱穆图书馆找一张桌子坐下，总有一种与那些先贤同在共感的“诧异”。

    2009年，《儒学概论》作为国家级规划教材出版了，但并没有取得其他教材一样的成功。因为除了我自己开设这门课程，只记得柳河东在太原科技大学用过这个教材，并没听说其他学校开设过此类课程。

（二）

    2013年，我调到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工作，这个研究院是由汤一介先生创立的，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管理。

    我除了在哲学系开设一些研究生课程之外，也在全校开设选修课，主要是《儒学与中国社会》和《现代中国的建立：思潮、制度和人物》。后一门因为列入北大的核心通识课，所以选修的人比较多。选修《儒学与中国社会》的学生虽然不多，但我对这门课是十分上心的。这门课延续了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儒学源流》的基本结构，但内容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仅就儒学史部分而言，我对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和近现代儒学的认识有了巨大的推进。对于先秦儒学，我认为所谓的百家争鸣，其实是其他各家与儒家之间的争鸣；对于儒学的发展而言，孟子和荀子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汉代儒家，其与政治的关联，和对于天人关系的论述经常受到后世儒家的批评，我认为就儒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而言，汉代思想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尤其是经学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儒家价值的基础。就近现代儒学而言，我个人十分关注康有为和章太炎在儒学面临数千年大变局之际的作用，而不同于传统将现代新儒家视为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回应的看法。这样，将现代儒学的核心关切做了重大的调整，也意味着对儒学发展的未来使命有一些新的设想。所以，我就决定出版一部简明的儒学史作品，一是满足读者了解儒学发展史的需要，二是阐明我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过去、现代和未来的一些想法。

    《儒学小史》脱胎于《儒学概论》的“儒学史”部分。只是这次将之单独以“儒学小史”出版，其实已经完全是“内容翻新”。对比起20多年前的情形，我颇有感慨。第一，如今许多儒家经典有了新的、更为完善的版本，特别是汤一介先生主持的《儒藏》已经陆续出版，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新儒家代表人物的作品也都有了简体字版。这意味着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发展感兴趣的学者可以轻易地获得更多的资料。第二，大陆学者通过20多年的努力，使中国大陆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儒学研究的中心。儒学所遇到的困境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息息相关，儒学如何走出困境，关键也在于能否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思路。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也为我的儒学史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三，大众对儒家思想价值的认识也已经逐渐转变。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角度来说，儒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代价值已经得到了肯定。在百姓日用的层面，儒学在修身齐家和社会治理上的意义，也已经通过乡村儒学等尝试而得到展现。第四，通过天下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儒家对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能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总而言之，儒家是“活”的思想，现代中国的实践既是儒家活力的体现，也将为儒家在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活力。

  （作者：干春松，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29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