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而通过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各种专门考古也有很大的进展。

　　儒、佛、道是中国古代的三大思想文化体系，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无疑是儒学。考古学界素有以石窟寺研究为主流的中国佛教考古，其集大成者为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后来张勋燎、白冰先生写成《中国道教考古》，也初步建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在中国佛教考古、中国道教考古的映照之下，“中国儒学考古”的提法已呼之欲出。

　　近30年来中国儒学研究进展神速，而汤一介等先生主持编撰的《儒藏》和《中国儒学史》代表着儒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不断出土的战国楚简为早期儒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也刺激了学界对儒学的关注。目前，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日渐受到全社会的重视，而作为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儒学，自然不应被忽略。在中国儒学和中国考古均有很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很有必要提出“中国儒学考古”，以填补学科空白。

　　什么是中国儒学考古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儒学考古是与中国佛教考古、中国道教考古相当的一种专门考古，也是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儒学的交叉学科。

　　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南宋时，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论辩于此，史称“鹅湖之会”。明朝时，鹅湖书院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齐名，并称“天下四大书院”。

孔子博物馆藏《孔子圣迹图》

包头燕家梁出土元代祭孔礼器。扫描自《包头燕家梁遗址发掘报告》

　　中国儒学考古的研究对象是与儒学相关的遗迹与遗物，例如历代孔子图像、孔子时代的鲁国都城、各地孔庙与书院遗址、各种祭孔礼器、某些儒学用语的考古学研究等。

　　作为祭拜对象的孔子肖像显然是儒学考古的首要内容，而孔子及其弟子的事迹图也是非常重要的史料。曲阜鲁城是孔子及其弟子的主要活动空间，厘清鲁城的布局及各种文化遗物，有助于重建当时的各种活动。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而书院则是传承儒学的校园。元代祭孔礼器的发现对于思考儒学考古的内容颇有助益。内蒙古包头市曾出土一件西周风格的元代青铜豆。盘内刻有28个汉字：“雪堂总统置古铜祭器，奉施古丰宣圣庙内，永远供养，大德九年月日记”。元代在中央和各地设有“总统所”统领佛教事务，所谓“雪堂总统”就是担任总统的“雪堂大禅师”。元代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所以宣圣庙即孔庙。用佛教禅师管理孔庙，反映了元朝对儒学的态度及当时佛儒之间的关系。

　　根据儒学发展的历史，可将中国儒学考古划分为五个时代：前儒期、形成期、发展期、革新期和后儒期。前儒期为孔子之前，重心是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探索礼、仁等核心理念的历史渊源。形成期为孔子至董仲舒之前，重心是孔子及其弟子之学。发展期为董仲舒至朱熹之前，重心是两汉经学。革新期为朱熹至清末，重心是理学与三教合一。清亡之后儒学失去主导地位，但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考古学一般不涉及近现代，但儒学的特殊性促使我们重视近现代儒学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以便更好地解读古代儒学文化遗存。

　　建立中国儒学考古的重要性

　　相对于佛教和道教而言，与儒学相关的文化遗存的考古研究明显滞后。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其相关的遗迹、遗物远没有佛、道两类特征明显，因此很容易熟视无睹；而且与佛、道两种出世宗教不同，儒学是入世的政治、伦理之学，有些话题不易处理。以现在的学科布局，三教合一组合图像中的佛、道两教内容已各有所属，而儒教内容却悬而无解。中国儒学考古提出之后，自然可以避免这种三者缺一的尴尬。

北京孔庙中的孔子像

北京国子监中的辟雍

　　中国儒学考古的提出必将有力推动中国儒学史的研究。夏鼐与王仲殊先生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仅限于文献研究的儒学史显然已无法满足时代要求，而考古学的加入为儒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域。以儒学考古的视角来看，孔子家族墓地的研究、鲁国故城的复原、各地孔庙与书院的调查与保护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有了考古学的支撑，中国儒学史就不仅仅是历代儒生的论说，还会有反映民众生活的儒学文化遗迹与遗物。

　　儒学的影响并不限于现代中国境内。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在历史上或曾隶属中央王朝，或曾属于东亚封贡体系，因此儒学也曾经是这些地区的主导思想。《儒藏》精华版就收有“域外文献”。宋代以来华人在南洋建立有兰芳、新加坡等国家；晚清以来更是走遍世界，建立了或大或小的“唐人街”。随着华人的迁徙，儒学也传播到世界各地。

　　境外儒学考古的开展，对于探讨大中华文化圈、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推动文化中国等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杜维明先生力主东亚经济的兴起与儒家人文主义密切相关，就充分反映了域外儒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儒学的现代意义。儒学考古的提出与发展，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中国与相邻国家及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

　　如何开展中国儒学考古

　　作为新提出的一种专门考古，目前的主要任务仍是提请政、学等方面的重视。一旦儒学考古得到高度重视，似应优先考虑以下几项：第一，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从组织上保障学术开展。第二，设立专项基金，定期资助一些课题，从资金上支持学术发展。第三，组织学术研讨，有意识地联谊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第四，开设课程，招收研究生，引导青年学子的加盟。第五，编辑出版专门的系列出版物，及时反映学术进展。第六，建设专题的“中国儒学博物馆”，收藏与儒学相关的文物及各种图书音像资料，以“通史”或“专题”的形式向全社会展示最新的学术成果。

　　对儒学有兴趣的考古学家应依托自己的专长对有关问题进行探索。当初在哈佛燕京学社参加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儒学研讨班”，同仁对郭店楚简《五行》的“金声玉振”颇多讨论。我当时就觉得作为儒学用语的“金声玉振”用的是比喻义，其本义当与金玉乐器相关，近年则悟出其本义应该就是夏代玉舌铜铃发出的美音。孔子之孙子思的《五行》与《孟子》均用“金声玉振”来形容孔子，前者形容有德之貌，只是从声音转到德行；而后者则形容集大成之象，则从德行转到成就。

　　汉代经学家用周代的钟、磬之声进行解读，却忽略了石磬非玉磬，而磬声是击而不是振出来的。好在汉代尚存的“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之说，还保留了最初的内外结构，而其描述声音之义则一直使用到现代。夏代的玉舌（内）金铃（外）是由当时最高贵的材料制成的，它所发出的声音也是当时最高贵的声音，显然与孔子的高贵品德与集大成学说颇有相通之处。随着铙、钟等的出现，铃的重要性降低，商周两代已经不见玉舌金铃，失去实物依托的金声玉振一词逐渐失去其本义。只有在考古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才有可能重新发现其本义，进而重建各义项之间的演变关系。

　　“中国儒学考古”的提出，旨在引起儒学、考古两方面学者的注意，以促进各个学科对儒学文化遗产的研究。相信，呼之欲出的中国儒学考古前景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