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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学者Oviedo:儒学需要给世界提供新的指导原则(组图)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18-12-08 13:15:08 作者:何春燕 来源:生命与国学 文字大小:[][][]

 

编者按:2018年9月15日—16日,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在中国武汉隆重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以及生命科学的实修实证者,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现特开设“对话传统文化与轴心时代”专栏,刊发论坛工作人员对与会嘉宾的采访,以飨读者。

Oviedo教授接受采访

时间:2018年9月16日地点:中国武汉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会场嘉宾:阿根廷罗萨里奥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及政治学院教授爱德华多·丹尼尔·奥维多(英文名:Eduardo Daniel Oviedo,下文简称:Oviedo)主持人:何春燕

何春燕:您好,Oviedo教授,听说您是第一位来中国留学的阿根廷留学生,也是第一位在中国获得硕士学位的阿根廷人?

Oviedo:是。

何春燕:那您能讲讲您从阿根廷来中国留学的经历吗?

Oviedo:可以。我是1988年来中国留学的,最先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一年语言。一年之后,即在1989年的时候,转入北京大学,从1989年到1993年期间,我在北京大学进修读书。毕业后,我就回国了(指回到阿根廷)。在北京留学读书的那段时间,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一生都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吸收了中国文化,另外一方面是拿到了毕业文凭。由于有了文凭,我又学习了中文,后来我就在国内(指阿根廷)发展了我的事业——翻译。

何春燕:据说,您做了十几年的阿根廷总统的中文翻译?

Oviedo:对。我是从1996年到2010年担任我们国家(阿根廷)总统的中文翻译,总计有14年。在这14年当中,我参加了我们国家的许多会务

何春燕:从您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出,其实您很早就到我们中国了。那时,您是否会经历“文化休克”(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呢?用英文说叫culture shock。

Oviedo:当然有。所有的外国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会受到这种文化差异的影响,我当时也是如此。40年前的中国,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最重要的是,文化这方面很难吸收接受,但我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读大学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10年左右。在1985年的时候,我还是罗萨里奥国立大学国际学院的一名学生,那时我就开始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我们国际关系学院里面,有一些人去了美国,有一些人去了苏联,还有的人去了日本、欧洲,而我就想:为什么不去中国?我当时就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非常大的信心,我预计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成功。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而我在1985就写了一篇简单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阿关系的解禁》,我当时就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有信心。

何春燕:所以说,您其实很早就开始关注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了。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有40年,而您关注就有30多年,这很令人惊叹。这么多年以来,您经常往返于中国与阿根廷之间,您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Oviedo:有很多变化。从物质角度来讲,市场里有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发展的速度最开始是逐步发展,到后来是加速度发展。我在北京留学回国是1993年,在1997年的时候,我又回到了中国。当时,我去了北京大学,就发现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以前我买菜,或是买日常用品的小市场都没有了,那时就感觉好像丢掉了我印象中的北京,所以我那时就觉得变化非常大。仅仅只是过了4年,从1993年到1997年这四年当中,我觉得变化很大。

何春燕:除了物质方面以外,您觉得在人文,或者说在文化方面是否也有变化呢?

Oviedo:也有变化。尤其是在与研究院教授的交流当中,我们讨论的问题更为深入。我在阿根廷时就有一个想法——要设立一个“中国与阿根廷两国社会科学虚拟中心”。这个想法我们估计今年要落实。我们为什么叫虚拟中心?因为要利用两国已有的科学和学术力量来创建这个中心,我们还要支持一些研究对象。估计今年年底,可能会落实相关的协议。

何春燕:今天早上,您在论坛演讲时,提到了儒家所说“君子”的原则。在您的眼中,“君子”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

Oviedo:我觉得儒家所说的“君子”是一个非常好的角色,虽然我是国际关系的学者,不是文化领域的学者。但根据我基本上的了解:谁都可以当君子。我们所说的“君子”,不是欧洲历史上所说的公爵,或绅士、贵族。我觉得,一个没钱的人,有钱的人,或者是有用的人等都可以当君子,“当君子”可以说是一辈子行为。按照儒家提倡的“仁”“善”等几大原则去指导言行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君子。还有就是“非君子”,就是我们应该要回避一些行为准则。

我今天提到的“君子”与“非君子”这两类的概念,与国外“一律平等”的理念有比较大的差异。所以,我在论坛演讲中也提到,现在中国有了初步性的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中,儒学如果要有一些进步的话,应该逐步对自身的内容有一些改革。虽然我在最近几年发现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是人人都喜欢儒学,政府也允许开展一些关于儒学的活动等,这些是非常大的变化,是一个新的环境。我认为,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儒学应该先考虑自己本身的原则,即如何与当前的社会生活更接近一些。现在的中国正在崛起,如果儒学要协助中国的崛起,那就必须给世界提供新的、可以应用的一个原则,超过西方元素的原则。如果没有这种改变的话,我们还在谈过去的这种原则,就不会有进步。

Oviedo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何春燕:对。昨天潘麟先生也有提到,我们现在都在说复兴我们东方的文明、文化,但这个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就像您提到的、过去的那种朝贡体系,而是要找到我们核心的价值,对自身要做一些改革,去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这也是您想要看到的。对吗?

Oviedo:对。我认为,儒学本来就有一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如何适应当今的时代是值得思考的。因为儒学诞生于很早以前,适合的是当时的社会,那时世界的生产力是有一定的水平,但是这个生产力已经发展得非常快。直到目前,儒家也必须跟着生产力的发展过程而发展。如果不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去改革,理论还是跟在生产力的后面走,这样就不好。我认为,理论要跟生产力同步走。

何春燕: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另外,您作为我们中国人的老朋友,肯定也经常来参加在中国国内举行的一些学术交流活动,您觉得这次的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与您以往在中国参加的学术交流活动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Oviedo:我听潘麟先生提到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的相关原则,就是去官僚化、去商业化,以及坚持国际化、学术化的原则。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次国际化的学术会议,没有官僚,也没有商人——这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商人有商人的利益,官僚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但在我们学术领域,我们代表的是学术的利益,科学的利益。如果学术活动过于商业化、官僚化,这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我们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碰到商界,或是政届领域的人,在一起讨论时,若是国家利益与科学利益出现矛盾时,那么我们怎么来处理这种矛盾呢?而对于学者而言,我不代表政府。我们还是要从科学的利益出发,不然的话,科学就不会有进步。如果我们要贡献的话,那也是在科学领域作出贡献。

何春燕:好。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您认为我们的论坛是纯粹的、多元的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Oviedo:是的,也是突破性的。我来到中国这么多年,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纯学术的交流活动。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些会议,去了之后发现有企业家,还有一些来自大学的,但又代表国家利益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学术领域的话就不太好说。可以说,这次论坛的气氛是非常好。

何春燕:作为学术交流的活动,我们这次论坛相对来讲,氛围是开放和包容的。

Oviedo:对。就是“开放和包容”这两个词。当我看到了论坛的邀请函以后,看到了论坛的这些原则,我就决定来参加这个会议。

何春燕:太好了!那您觉得来对了吗?

Oviedo:那当然来对了!

何春燕:我们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每年都会举办,如果明年再次邀请您,您还会来参加吗?

Oviedo:哦!那当然,我非常荣幸。

何春燕:那太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要结束了,但愿下次有时间能再深入地交流对话。

Oviedo:好,明年第四届,我们再继续!

何春燕:好,谢谢您!

Oviedo教授与主持人何春燕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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