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8日,《儒家商道智慧》新书发布暨专家研讨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和10多位中央级媒体记者,围绕如何深入发展“企业儒学”进行研讨。此文系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周立的发言。 
2017年7月28日,《儒家商道智慧》新书发布暨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深入发展“企业儒学”进行研讨。马慧娟 摄 周立: 首先感谢黎教授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我跟黎教授结缘大概是一年多前,是在长江商学院,和杜维明教授合办的儒商论坛上面,从那以后,承蒙黎教授的厚爱,总是邀请我参加这一类的活动,我有时间就尽量参加。首先要澄清一下,我的发言只是代表我个人的发言。可能跟在座的很多真正的学者相比,我主要的工作是做行政,主要做管理。但是我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所以我的发言不能说是代表长江商学院的学术水平,只是代表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左上),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王杰教授(右上),国际儒联教育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践教授(左下),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周立(右下)先后进行发言。中国青年网特约记者 马慧娟摄 感谢黎教授用了三十多年的心血汇聚了这么一本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非常感谢黎教授。我发言的题目是《在大变革时代呼唤集中全球人文精华的大智慧》。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作为长江商学院,首先讲的是全球视野,我个人在全球各地跑得比较多,接触得比较多。实际上国内的同事注意到了,在近几年释放实际上已经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大家肯定知道一本书叫《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那里面就揭示了西方主导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300年以来,虽然给人类的财富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同时财富的分配正像马克思当时所预见的,正在发生非常大量的变化,这种贫富差距更加悬殊。 这里有一个数字,给大家分享一下。有资本的人的财富100年前到现在增加了128倍,整个经济规模只增长了8倍。就是说,有钱的越有钱。虽然整体水平在提高,但是贫富差距在加大。所以从宏观来讲,西方的很多有识之士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参加了很多论坛,他们的话题都是围绕着怎么挽救资本主义,怎么修正资本主义。同时在企业界,大家也知道,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西方的企业界受到整个社会的诟病。企业界的学者也在反思,有一本书翻译的叫《新商业文明》,但是我看了一下,英文原著是没有“新商业文明”这个字眼的,实际上就是Better to do business,用更好的方式做企业。我们目前为止只是考虑到经济成本,实际上有很多成本是没有考虑到的,包括对人类的成本,对社会造成的成本,对环境的成本是没有考虑到的。我想说的是,在西方这个事情也是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高度。不光是我们中国学者在关心这个问题,全世界的学者都在关心这个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用达沃斯的主办方的话讲,实际上第四次工业革命跟前三次工业革命有非常深刻的不同。因为前三次革命是单一的技术产生了单一的生产模式的变化。但是这一次是各种技术,包括物理、数字和生物的技术融合的变化,将对人类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这是跟前三次所不同的。因为我的业余爱好,平常老说这些事情,前一阵子我被邀请到参加韩国的济州论坛。给我的话题是“资本主义的未来”。我回顾了这300年来,中国是前两次工业革命最大的输家。大家都知道,前两次工业革命是中国的清朝时期,由于没有开放的心态,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中国落后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在清朝的时候大家知道,清朝前期中国的GDP还是全球最大,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急剧下滑。中国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巴,80年代计算机的应用,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从这个方面,中国获得了很多的红利。我给他们提出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不要光看科技的进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跟前三次工业革命完全不一样。第四次工业革命给大家带来的变化大家一定要重视,很大程度上,特别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可能取代很多的劳动力。这个也跟资本主义的核心,以股东为核心,以利润为目标的生产模式是有关的。因为人工贵,它取代人工,就会造成很多人的失业。第四次工业革命是让我们反思前300年的生产模式和经营模式的一个加速器,让这个问题更加迫切。 我和很多的朋友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可能大家都知道,长江商学院聚集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但是长江商学院还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概在2005年,在杜维明教授的帮助下,首次将人文课程引入商学院,在全世界都是第一次。所以长江商学院认为企业家三个重要的价值观或者基本素质:一是要有全球视野;二是要有人文关怀;三是要有创新意识。在人文方面,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确实仰仗于杜先生的帮忙和指导,在这个大环境下,杜先生在2013年提出了一个“精神人文主义”。就是因为看到世界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的问题,经济发展给社会、环境带来的损伤,还有世界的文明冲突,他基于儒家的传统思想,提出来把天地己集综合考虑的框架。我上次也大致介绍了一下,我们希望基于这个理论框架开创一个商学院的人文学科体系。非常高兴得告诉大家,现在已经基本成型了。特别是我们有幸请到了杜先生的第一个大陆的博士生王建宝,本来杜先生是长江人文和商业伦理的名誉教授,他也是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的主席。现在他的博士生又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所以我们非常有幸的是,这个速度在不断的加快。这个框架并不是只讲儒商,儒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个框架吸收全球最精华的思想来传递给我们的学生。不仅在中国传输,更重要的也向世界传输,传递中国的声音,传递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我接受到黎教授的邀请以后,连夜把这本书看完了。同时我也看了一些别的书,感谢黎教授给我的压力。黎教授这本书有很多好的东西,前面专家学者都说了很多了。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特色,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就是他把很多对立的东西看成一个统一的东西,把儒和商辩证统一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他重视儒,但是不否定商,而且还强调商的重要性。强调义,但是并不忽略利,我们讲儒商,如果商不成功,没有利的话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还有道和术之间的关系,有道同时也要有术。宽与严的关系,并不是一味的宽,有一些规章制度也是必须的。由于黎教授深厚的哲学功底和管理方面的知识,所以他把儒家的思想,按照西方管理科学的学科或者步骤领域分下去,成为一个独特的体系,他东西方的贯穿也是非常好的,这是我另一个感触。还有就是理论和实践,既有理论,又有案例,对立的统一方面,他做得非常好。不是用一方否定另一方,而是互补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非常感谢黎教授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出了这么一本好书。 我跟企业家接触的比较多,而且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在成功以后,寻找的是心灵的安慰和慰藉,或者下一步应该怎么发展。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很多中国企业家在佛教里面信藏传佛教的多,在信教方面,信基督教的多。不管怎么样,对于人的终极关怀都有非常强烈的苛求。 再次感谢黎教授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供了一本好书,为中国企业家,为中国的管理学界和哲学界都提供了一本好书。另外也为我们跟国外的管理哲学的对话提供了很好的基点,感谢和祝贺黎教授。今天很高兴见到这么多大家,希望我们一起为我们更有新意的管理科学和企业的发展价值观和方法论都有一个非常新的贡献,谢谢各位!

上图:与会专家学者(部分)合影留念。央视网王玉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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