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守住社会的道德底线，通过契约精神融进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创建有社会价值的伟大企业，不让财富变成困住心智的枷锁。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近百年来，西方工业革命后近现代科学和商业的大爆发，正如晚清重臣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在持续高速裂变，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现代社会的膨胀发展如同坐上了火箭，每个人都被时代的巨浪裹挟而前，失重感无所避免。物质的极大丰富、社会财富的累积、信息爆炸形成了一个平的世界，随之而来的乱象让人进退失据，过度索取带来环境的恶化、高强的生存压力、无休止的欲望和欲望短暂满足后的空虚。

    马克思曾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市场经济时代，资本和企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动者”，也是市场机制的最基本要素，其本体就是“把社会的需要转变为盈利机会”的企业家。基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嗜血性，资本积累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呢？从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到凯恩斯主义，西方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断探究着人类社会新型经济结构的本质与走向，马克斯·韦伯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探讨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指出：“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而在市场经济结构中，这种精神力量的主要承载者，是发现社会需求、组织创造社会需求，并以此获得名誉和资产收益的企业家。在当代中国，企业家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一种精神——企业家精神。

    任何精神的品质来源于背后滋养它的文化，而精神品质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与高度。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学而优则仕”，但两千年来儒家入世的伦理传统始终贯穿着强烈的济世情结：“均贫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书院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培养出一代代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士大夫知识精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士志于道”。将儒家的“仁道”作为追求目标，把“仁义礼智信”与“天人合一”等自我道德完善的人文追求与经邦济世的社会关切结合在一起，以“德业”为目的、“举业”为手段，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程朱之后的新儒学更是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学术主张，培养德才兼备的济世人才。

    历史的价值在历史之外。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经过时间的千年积淀，其精髓必有普遍的适用性。自“五四”呼吁打到孔家店之后百年，举国上下重现的国学热，反映的正是近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工具性特征与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之间的裂痕，亦即书院人文精神的缺失。书院作为古代中国大学的代表，以经、史、子、集为核心，通过阐释人的意义、社会的和谐与天下治理之道，以德育人。一部《大学》卷首寥寥数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提出了在世为学的纲目；六要素“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中，“知止”为第一要素，这在当下的社会犹显重要。以至于“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告诉有志者做人的根本，是以“明德”之道向“亲民”，把个人道和德的成就投向人间，为人群社会服务。最终的结果。无论是个人立己的明德，或是外用立人的亲民，都要达成“至善”的境界。亦即佛教的“自觉觉他而觉行圆满”。这于当代无序的价值重塑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人文精神突出人和自然的协调，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人与群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更优于过分强调科学主义、效率、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无怪乎胡适先生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商业社会需要有商业社会的信仰，资本形成的创造性和责任心是企业家精神重要的两翼。马克斯·韦伯反驳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天生就是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强调文化才是推动人类行为的最终王道，并提出“克己”来反驳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论。管理学的奠基人德鲁克在《德鲁克日志》中指出: “社会需要一种精神价值的回归,——并不是说要抛弃所有物质的东西,而是为了使物质充分创造价值。”中国需要一场企业家精神的洗礼。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企业家的较量在于胆识、见识、学识,悟性、韧性、理性。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一种特有的气质，它能够使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通过有效的管理和创新跨越企业成长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障碍。企业家精神的精髓是企业家对组织成长的持久不断的渴望以及所具备的随机应变的能力。真正的企业家有身份认同、道统传承和责任自觉，赚钱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只是事业的保障，其精神世界里有一种一般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境界——能够不断探索、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并对自己认定的价值观如宗教般坚定追求。

    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水与火”的时代，文化属性决定经济模式，如何面向未来，守住社会的道德底线，并通过契约精神融进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创建有社会价值的伟大企业，不让带给了我们自由的财富变成困住心智的囚笼和枷锁。让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新形势下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良性互动，达到《德鲁克日志》在论述“精神的价值”时所指出的:“人绝不仅仅是生物生理学意义上的存在,而更是一种精神存在”，在积极入世的乐观主义和信用体系、献身与信念、自律与利他主义精神指导下，产生不断奋斗和创新的动力，并承担起超越一己的社会责任。如此，国之幸，民之幸也。

    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