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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和经济学的命题
当代儒学网   2016-02-14 05:32:00 作者:樊纲;铁镜辑 来源:《财经》 文字大小:[][][]

 

     盛洪的新书《儒学的经济学解释》,在我看来应该叫做《儒学与经济学》,而不是一本用经济学解释儒学,或者是用儒学解释经济学的书。儒学和经济学互相解释,背后是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二者有重合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区别。

  经济学解决不了公共问题

  个人的幸福只有个人知道。在公共事务、公共利益怎么处理的层面,经济学的解释力相当有限。我们不能简单去说在公共事务中也存在帕累托最优,利益冲突中没有人受损失的情况

  哲学和经济学是有区别的。首先说,经济学是有局限的。经济学解决私人物品和个人利益问题,用交换能解决的,经济学都可以解释。只要属于个人利益,只要能够交换,只要有界定清楚的边界,经济学就都能解决。甚至,经济学也可以用一些近似的方法,把外部性近似到内部性,把不可计算的想办法用经济学的框架来计算,本来受损失的人用补贴的办法使他没受损失,来解决公共利益的计算问题。但总体上来说,经济学只要超过个人利益,一超出个人的领域到公共事务层面,经济学的解释力就有限了。

  个人的幸福只有个人知道。在公共事务、公共利益怎么处理的层面,经济学的解释力相当有限。我们不能简单去说在公共事务中也存在帕累托最优,利益冲突中没有人受损失的情况。一致同意的情况太少了,幸福不可说明,不可以比较,不能经济学家说你幸福就幸福了,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可做的事情非常少。

  虽然后来发展出了政治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但是总的来讲,很多东西仍是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宪法的来源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宗教,盛洪的书里也非常强调宗教的传统。宗教的意思就是,有些解决争端的思维方法是超越利益的,没有超越个人利益的方法,有些事情就无法解决。宗教为什么能够起到维系社会的作用,就是因为宗教提供这些东西和价值观,这些东西严格说来是社会政治,是哲学反映,或者神学范畴,是属于宗教意识形态的东西。

  读完这本书,我有一个体会,道德的概念可以二分法,一种叫行为美德,一种是公共理性。行为美德就是讲私人道德,公共理性是讲天下怎么和谐、怎么组织,使大家安居乐业。后者不是一般人想的,也不是一般概念中的美德、伦理,而我们通常强调美德而忽视了公共理性原则。

  经济学把道德美德和价值判断作为前提接受它,将其作为行为函数。我们的行为约束、偏好,就是价值判断,但是我们的研究角度不是这个,经济学不能决定伦理是什么,经济学不能假定你能不能损人利己,或者利他。亚当·斯密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但是,那是先为自己,后为他人,是有次序的。

  而我们的美德是,你要先为他人,大公无私,非得是把自己钱给别人花,才叫美德,这跟英美人在制度设计时对人的假设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往往就是这个目的,不损人利己叫美德。但经济学其实不否定损人利己,而经济学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假定所有人都没有道德,假定所有人都损人利己,或者就是经济人,以自己私利为最大化,但怎么防止损害别人利益,经济学靠制度,不靠道德说教。经济学不是靠道德教化而是靠制度约束人。

  经济学只要界定、给定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给定了个人经济人的概念,给定了利益最大化的概念,公共行为的事情就只能用均衡的办法,只能用价格之外利益均衡的办法处理,经济学没法超越它,超越它经济学就给不了答案。只要不是帕累托改进,只要一个人受损失就没法论证这件事。而哲学、公共理性、政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让一步,都受点损失,将来这个事才能更好,你们都别在这给我杠上。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跟经济学家是不太一样的。

  经济学家里头也有一部分公共经济学家,在解决公共的问题。但是严格说来,经济学家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均衡概念当中还是帕累托最优概念,不能有一个人受损失,有一个人受损失,经济学家就做不了判断。法官的工具除了利益均衡之外还有正义,还有法律程序这些东西,而我们经济学家没有。

  在这个意义上,用非经济学的方法去解决公共理性的问题,判断公共事务中可能有人要受损失是一件好事。这些损失可以使我们能够进步,对整个社会有好处,对下一代有好处。比如环保的问题,还有体制改革的问题,都应该使用超越经济学的思维。体制改革为什么改不动,因为在利益集团那卡住了,每个人都只能允许帕累托改进,改国企不是帕累托改进,就卡住了。最早过渡经济学文章提出非帕累托改变,相对应改革的问题都是非帕累托改进,得有人受损失,没人受损失多数情况改不动。中国唯一的一个帕累托改进,是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的大队书记、大队长和普通民众都从中受益才行。要改革必须超越经济学,必须是一个政治考量,必须有经济学之外的工具和理性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认真思考公共理性

  中国公共理性的缺失原因很多,跟宗教的缺乏和历史传统的被打断都有关系。儒学是宗教的哲学,一种关于公共理性的思想集合。它可以为当下的中国人提供宪政的伦理基础,或者叫做正义基础

  我最近看过研究香港政治体制的文章,觉得挺有启发。西方的三权鼎立概念,是让总统代表全民的利益。总统是政党选出来的,因此总统有两重身份,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精英,就是君子,就不是儒家学说中的小人,而是能够比别人多想一层,能想公共利益,想家国天下的事情。

  小人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贬义,只是没有公共理性,喻意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性人、普通人。君子可以同时是小人,而小人只是小人,做不了君子。君子和精英也得生老病死,也是一般的人,经济社会当中买东西少给我一分钱我也不干,也有经济理性。但我们同时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就要有公共理性,比小人想得远一些。所以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君子同时思考公共理性,小人只负责思考经济理性。

  美国是总统假定既是政治家又是知识精英。国会里的议员纯粹是政治家,政治家是利益团体,就是互相斗、互相掐。但对总统的要求就有点高高在上,尽管总统是政党选出来的,但是一旦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就要超越政党的利益去想全国的事情、想整体的事情。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又设计了另一个司法制度,所谓大法官制度,把公共知识理性的责任交给大法官。国会负责利益,大法官负责公共利益,总统则兼有二者之能。

  但是,三权鼎立的架构,现在也面临严重的政治衰败问题。总统和大法官也有政治色彩,是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就失去了强有力的知识精英的行政能力,很多事情就开始走向政治衰败。而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制度是官僚体制,官僚选出的总理有行政权,议会可以跟他冲突,但是只要选出了总理,他就有充分多数权力,他的地位和多数票是正比例的、一致的。因此英国不像美国那样对行政无能,英国这种制度完全可以行政有效,是精英执政。一方面,执政党可以考虑全国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官僚体系,就是文官体系也在考虑全国的问题。而且,英国也还有一个大法官去制衡。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政治家和精英统一的制度。一旦是总统或拥有最高权力的人一定想全国的事情,尽管他有他的利益基础。整个管理行政系统的人也都是精英。因此与英国的制度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但是,如何体现知识精英的公共理性,我们现在非常欠缺制度层面的设计。孔夫子思考的问题是精英和皇帝,和行政是一致的。他所谓道德伦理、仁义礼智信、君子概念都是一体的,我们现在仍然传续他一体化的概念。尽管出了很多问题,但是一体化的概念没有变,皇帝的德治跟法治要结合起来,要公共思考,想天下子民的利益,要把德的范畴提高到最高的程度,把它贯穿到行政当中去,让行政有充分的权力来管。但是,没有权力分立的制度设计的坏处是,一旦有了明君我们就有了盛世,一旦有了暴君天下就轮回。成也它,败也它,我们总寄希望于出现明君。这就比较糟糕。

  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美国的开创者其实不仅依靠宗教信仰,也依靠杰弗森这些人对欧洲千年历史的思考,依赖历史的智慧。通过学习历史,知道最好的统治是什么样的统治,最好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宗教起了一个作用,他告诉信众,人都是人,都是上帝子民,如果理解上帝旨意的话,怎么现实格物致知,要面壁思考过去历史,从过去历史当中接近上帝,接近完美的制度。

  中国公共理性的缺失原因很多,跟宗教的缺乏和历史传统的被打断都有关系。中国今天要解决公共理性的资源来源,就不要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因为儒学贯穿在我们的历史里面,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将来也可能贯穿于政治宪法框架当中。儒学是宗教的哲学,或者哲学的宗教,或者具有相当于宗教的部分功能,但它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哲学,一种关于公共理性的思想集合。它可以为当下的中国人提供宪政的伦理基础,或者叫做正义基础。

  再加上经济学的利益考量,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好的制度。经济学可以解决经济学的问题,但是超越经济学的就是政治问题。公共选择就是政治,不能用经济学的框架来解决,这也是我们探讨儒学最重要的意义。经济学必须与儒学相结合,来为中国人的公共理性提供思想资源。

  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经济学可以解释儒学,而是儒学和经济学缺一不可,经济学替代不了哲学,哲学也不能够解决经济学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超越经济学的哲学,来处理这些问题,处理的实际是什么呢?宪政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但是政治问题也是处理人们利益关系的,超越了经济利益,经济学能够分析的利益关系之外的那个利益。

  谁来传递公共理性?

  知识精英要起的作用,一方面是建立一种制度,从顶层的制度要具体经营制度,然后要维护这个制度的实施,而不是考虑这个时候道德说教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在最高层次上,所谓的宪法层次上没有宗教传统。我们没有宗教,又批了儒家,所以我们的社会没有公共理性。中国人总爱说知识分子是传道的,我宁可不用道这个词,知识分子是传递公共理性的。公共理性就是,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理性思维来解决公共问题,使得社会怎么和谐、怎么运作。

  但是,归根结底问题就是,谁是那些主动承担公共理性的公共知识精英,如果大家都没有知识精英,这事怎么办?如果大家都没有美德,都道德沦丧,我们大家都不想这问题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无解。知识界有些人连基本“小人”的美德都没了,处处知识腐败。另外更多人比如经济学家想的是现实问题,经济怎么发展,通货膨胀怎么着了,这些思考都很功利、很现实。主流经济学家忙于天天要解决那些主流关心的现实问题,而这些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有时候看起来不是很容易击破的。

  话说到底,我们进入道德沦丧的时代,我们怎么来建立公共理性呢?光靠说教行不行,说教没人听,还得找一个好的方法。

  首先处在这个时代,知识精英确实很稀缺。而且特别是经济学界尤其稀缺。经济学变成了显学,博士生毕业找的工作也都不错,所以没有人真正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很焦虑也没用。大概要经历一个时期,什么时期呢?就是经济的发展真正到了下一代,有了一批衣食无忧的学者。知识精英就这么来的。我们所崇拜的当年那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贵族出身。钱学森订婚的时候,送给他未婚妻的是一架白色三角大钢琴。我跟我导师说,你当时30年代出国东京留学,你们家一定良田万亩,你衣食无忧,因此你想的都是道德文章。现在知识分子都是从山沟里刚考出来,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不想点那些问题?而且大科学家,我们老说西方学校就是为了好奇心而学,那牛顿坐在那吃饱了撑的没事看着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才想天体的事情。

  我接触过一些英国贵族,你能感觉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发展中国家之间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早超脱了,我根本都不想。我们现在缺君子的背景,缺贵族。有人也许会说我,经济学家说这个干什么,经济学家要解决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企业已经这么不景气了。但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就得多少有些超越的人去思考一些超越性的事。我现在有点理解当时胡适他们为什么那样着急改变中国,是因为中国当时那么落后啊。

  儒家为君子的精神培养提供了精神资源,君子之道,就是精英养成之道,就是培养君子而不是小人,去主动思考公共理性,传达公共理性的人。但是,儒家的表达需要现代化和通俗化。儒家的话语体系是说教型的,说教人们不喜欢。因此,儒学的当代表达,第一怎么能够切合理论的本身含义,第二怎么让公众更加理解就需要注意。中国回到宗教时代已经不可能了,时代已经过去了。宗教是人类年轻时候童年的产物,你过着青年生活,重新变成宗教怎么可能。

  但是回到儒学是不是对,是不是好,这个固然可以讨论。但是,到了现在你怎么去跟9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说,让他们真正接受儒家文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本书讲我们的传统,也吸收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宗教、科学的东西,理性的东西有比较开放的概念。另外文化精英,比如学文化,学文学的,学历史的,不是学经济学没用了,其实经济学是非常有用的,对建立理性思考,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都是非常有用的。

  道德有两层意义。毕竟儒学讲美德,我当时说经济不讲道德,最重点针对的问题是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拿道德出来说话,批路上走的人吐口痰说自私自利,这是批小人,不是批制度,这是道德说教的办法。而且让大家做好事学雷锋,这种已经是纯粹道德先生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大家都是雷锋社会就乱了,茅老师老强调这个,都不出钱,都找关系,这个就乱了,生意就是生意,市场的秩序还要维持。知识精英要起的作用,一方面是建立一种制度,从顶层的制度要具体经营制度,然后要维护这个制度的实施,而不是考虑这个时候道德说教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更愿意强调知识分子载道的作用,应该更多载公共理性、载天下原则,天下国家公共利益的制度,而不是去进行一般道德说教的事情。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作者在2015年12月15日盛洪《儒学的经济学解释》品鉴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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