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曾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的泰勒博士这样评价儒家思想。

　 《儒商管理学》一书旨在探讨在中国文化下如何建立属于中国的商业管理模式，立足儒家传统文化精神，阐述儒家传统文化精神，进行现代创制实践的尝试。作者周北辰将儒家经典和管理案例结合在一起，以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建立儒家传统的管理之道。

　　作者在书中阐述中国商业文明的危机。作者写道：“相对于西方系统、完备、自足、有机的现代商业文明体系而言，中国的现代商业文明体系由于简单移植于西方，因而明显发育不成熟，不具备系统性、有机性和自足性。”在痛斥传统文化，盲目效仿西方文化之后，中国的确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商业文明。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历史是无法割裂的。要想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商业文明，有必要去回望历史，站在传统文化的肩膀之上继往开来。“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掏空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文化价值基础，捣毁了中国现代商业文明模式建构的文化软实力资源，使中国的企业管理及企业文化建设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建构中国式的管理制度及企业文化，要建构中国式的商业文明模式，就必须复兴民族传统文化，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培育并提炼出中国的现代商业精神，并形成相应的‘治理结构’。”

　　作者以大篇幅文字论证了他提出的儒商管理模式——“王道管理模式”。作者认为，在儒家看来，“管理”这一概念的内涵要广泛得多，不仅关系到效率和利益的实现，还涉及人的生命信仰、精神归宿与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管理涉及宗教与历史文化的问题，不完全是一个理性问题及效率和利益问题。中国人理解的“管理”比西方人理解的管理要更周全，更圆融，更符合人性。西方理解的管理是极端理性化、工具化、世俗化、功利化的，是排斥神圣性和历史文化价值的。儒家王道管理模式则是将神圣性、历史文化与人性民意三重价值圆融地统一起来，是比西方现代管理模式更优越的管理模式。

　　在商人价值观建设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财富观。作者认为西方科学化管理以利益为目标，以物欲为动力机制，人在这一管理过程中被异化为赚钱机器和消费工具，财富成为目的，人变成了手段。而儒商王道管理模式则以“安人、安天下”为目标，物质财富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人成为真正的目的。当下，西方文化的确也面临着出路的困境。所以，曾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的泰勒博士这样评价儒家思想：“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在家书中写道：“如果我们透视财富的本质，它终究只是上天托付作妥善管理和支配之用，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面对财富问题，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正确予以认知，并且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营造充实的人生……我日益坚定地相信，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乃是藉由一己力量的发挥，能够对于社会做出实质贡献，为人群创造更为美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唯有建立这样的观念和人生目标，才能在漫长一生当中持续不断自我期许勉励，永不懈怠，并且凭以缔造若干贡献与成就，而不虚此生。”初读王永庆辞世前留给儿女们的这封信，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遗书太过冠冕堂皇了吧。其实，细品，句句是真言。财富，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它是为人所支配的工具，而非人生之目标。人生的追求，应当高尚一些，更有意义一些。人要充满理想与抱负，而不能活在金钱和物欲里。但是弘扬儒家思想应切合实际符合人性，恢复到孔孟时代，去掉宋理时期的不合情理的成分。

　　此外，儒商管理体系的构建，还需要社会制度建设跟进。让尊法重道的企业行为，赢得利益上的支持和褒奖，才是长效推进之计。经济学家梁小民说：“一些学者把存在于晋商和徽商中的诚信归咎于道德或文化，即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信义思想。我并不否认儒家文化在晋商和徽商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并不认同这种文化决定论。保证晋商与徽商诚信的仍然是利益关系，是诚信带来的物质利益起着关键作用，文化传统的作用只是次要的。”单靠每个经营管理者自己的修为，“修身”、“齐家”，对于建设儒商管理体系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