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山西票号大德通在中原大战之际晋钞迅速贬值时，宁可破产也要信守承诺，兑换新币。近代中国民间金融家李宏龄曾提出“外间银行林立，暗夺我之生意，非自立银行，难以抵制”，主张各民族银行抛弃成见，抱团御敌。在积贫积弱的时代，这样深受儒家滋养的金融家很多，都希望金融救国。他们坚守的儒家精神有什么特别意义？

　　王千马：事实上，在讨论中国民间金融在过去的成功时，我很想提及一个词，那就是儒商伦理。尽管儒家在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充当了权力的帮凶，为权力“重农抑商”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在经济治理上也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为中国人所塑造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这一主流价值观，为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规范，让其逐利的同时，也有个比较明确的内心的自我约束。无疑，得益于这种主流价值观和自身商业行为的嫁接，中国民间金融因此诞生出独特于西方的“儒商伦理”。

　　在某种意义上，儒商伦理为中国民间金融塑造了精气神。只是，传统被拦腰截断，儒商伦理在市场经济面前的失守，造成了中国民间金融各种非理性因子和现象的出现。如果说西方有企业家精神，那么，中国就需要重拾儒商伦理，将传统美德和自由市场经济滋生的新的道德观念有机结合起来。

　　长江商报：除了儒家伦理的失落，当下社会还存在哪些负面的因素对民间金融的发展造成了威胁和阻碍？需要怎样去改变、改进？

　　王千马：当下的中国民间金融，存在让人触目惊心的乱局。比如提到的P2P老板跑路，以及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套利”；比如说地下高利贷的盛行；比如说国家一直在打击的非法集资。这样没有实体做支持，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聚敛巨额资金的做法，一度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我在创作这本书时曾拜读过陈国平老师对这些乱象的一些解读，他提到了中国民间金融存在的盲目性。比如说盲目借贷，让人民的钱往往进入一些过热行业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最终与国家的宏观政策背道而驰，导致中国近些年来产业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相对缓慢。

　　要改变这些局面，一方面要努力让地下的民间金融努力转到地上，不能畏之如虎。另一方面，要发展普惠金融，让人民的钱有更多的出口，以及投资的渠道。只有这样，他们的钱才不会乱跟风，乱点鸳鸯谱。

　　用“大数据”监管互联网金融

　　长江商报：当今民间金融领域，马化腾、马云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在书中，你将他们的所得所失放到历史坐标之中去考量，但毕竟很多事情仍是正在进行时。你是怎么考虑的？

　　王千马：我将互联网金融放在书的最后的一章，是对中国民间金融的总结，也可以视为对它未来的一种展望。正是将互联网金融放在了历史坐标之中考量，我们才能知晓它们的存在之于我们的意义。它拓展了金融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让自由市场也成为了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我必须要肯定它们存在的意义，不过，是谨慎地肯定。

　　互联网金融毕竟是个新鲜事物，会有层出不穷的BUG。在陌生人社会的互联网时代，该如何做信用？大数据真的管用么？这些海量的数据又如何获得？它会不会存在违法获取，或者出卖隐私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互联网金融的意义不仅在技术，而在理念。作为互联网时代下的蛋，互联网金融也应该秉持自由、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原则。马化腾、马云的崛起，一定会让他们成为现有金融困局的搅局者，但也有可能成为失败者。一方面，在中国整体的暧昧不清的商业氛围内，他们只能搅局，而很难越界。另一方面，他们在网络社会的攻城拔寨，已经让他们越发地成为了寡头。当互联网金融只剩下腾讯和阿里巴巴时，他们终究会因为走到他们曾经反对的对立面，而成为了新一轮被反对的对象。

　　长江商报：“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里也同样受到权力的支配。”在互联网金融如此蓬勃发展的今天，你预计今后的监管政策会有哪些趋势？

　　王千马：在我看来，政府对中国民间金融的监管一定是需要的，但应该是管理，而不是管制。

　　从蒋介石的统制经济，对中国民间金融的打压和收编，到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的没落和香港的崛起，便足以印证，管制对中国民间金融乃至社会的摧残。“统制”的刚性太强，弹性太差，往往会导致一管就死。另外，要加强对行业自律重要性的认识。未来的监管要配合行业自律的监管。

　　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一定会倒逼中国监管政策的改革。如果监管政策还是像以前那样泥古不化，那它肯定会被汹涌的民意所淹没。所以，在未来的监管政策上，要学会用“大数据监管”来逐渐取代“园丁式监管”，政府既要平衡和协调行业组织、互联网金融企业、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技术功能、社会角色和经济利益，又要善于进化，逐步过渡到以“大数据”为特征的良性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让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形成一个优势的生态系统。

　　重守轻攻，相当长时间是“黑户”

　　长江商报：中国民间金融逐渐由主体走向边缘，由地上转入地下。好在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给了中国民间金融重新恢复生机的机会。这是你对百年中国民间金融史走向的一个基本判断么？

　　王千马：中国民间金融在这百年来，步伐并不轻盈，在国家金融的压制下，逐渐呈现出重守轻攻的局面，原因很简单，想攻，没力量攻出去。

　　在这本书中，我把中国民间金融的百年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自然如歌的行板，轻快，跳跃，叫“民间崛起”。山西票号、广东十三行时期的口岸金融以及宁波商帮在钱业以及银行业上的纵横捭阖，让中国民间金融显出了勃勃的生机。但是，1905年，随着晚清在国家层面上的出手，创办户部银行，继而改组为国家色彩更为清晰的大清银行，中国民间金融遇到了最为强劲的对手，也是权重最为重要的金融对手。因此在第二部分，中国民间金融面临的形势便是“夹缝突围”。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国之后，计划经济体制让国家包办一切，让市场隐退，中国民间金融也因此成了相当长时间的“黑户”。幸运的是，改革开放的实行，是对市场的追认。这也让中国民间金融拥有了初步的身份。不过，要想改变“暂住”的局面，还需要所有中国民间金融人的努力。在最后一个部分，我给它取名为“浴火重生”，相信中国民间金融一定是那只浴火涅槃的凤凰。

　　长江商报：如果重新做一番审视，民间金融于当今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王千马：我曾用过四个词来形容中国民间金融对当今中国的意义。一是“刺激”。我们可以通过民营银行的建立，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来改变那些国有金融机构积多年来之陋习，提升服务，注重创新。二是“协作”。国有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可以取长补短，互为己用。它们对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局势都取到了应有的作用。今天，国家都承认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与民营经济息息相关的民间金融自然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对象。三是“启示”。在互联网金融成为时下热点的今天，中国的金融业如何顺应时势，改变自己的思维，对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放大信用的同时，一定要遵循自由、平等、开放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体验经济”中获取人心。四是“普惠”，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让中国的中小实体都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像中国民营银行的设立，就可以专门解决中小企业的“饥渴”问题；也要让普通民众手中的钱多些流动渠道，可以“货比三家”。这样一来，一定会改变中国民众一直依赖于劳动性收入的整体状况，并相应地增长财产性收入。

　　长江商报：中国民间金融“当不成一条体量巨大的鲸鱼，但当一条鲇鱼，同样光荣”，为什么这么说？

　　王千马：我们得承认，在中国金融业发展到当下，正如公有制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民间金融也不可能撼动国家金融在金融业中的主体地位。我们不能再期望民间金融能像历史那样辉煌，唯我独尊，那只能证明国家在自我治理上的失败。

　　不过，当不了鲸鱼，民间金融还是可以当一条鲇鱼。它可以让更多的金融组织感受到竞争和威胁，从而更好提升自己在经济上的作为。同时，让中国的金融业变得更健康，运作更有序。希望中国民间金融这条鲇鱼，能盘活中国的经济局面，盘活中国的未来。

　　青年学者王千马。

　　马化腾、马云的崛起，一定会让他们成为现有金融困局的搅局者，但也有可能成为失败者。在中国整体的暧昧不清的商业氛围内，他们只能搅局，而很难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