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应该是为富且仁，为富好礼，具有时代特征的贵族气质。

　　土豪这个词最近很风行，以往是一种被掠夺的对象，是革命的对象。现在是诙谐的，中国政治式、文化式的诙谐。但确实中国处在一个土豪的阶段。我有时也说我是个土豪，因为我们还未被现在的企业伦理驯化。

　　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商就是关切政治、介入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我的看法是儒商应该是为富且仁，为富好礼，具有时代特征的贵族气质。这个贵族气质在中国社会是缺乏的，贵族气质在中国是要有担当、要承担、要谦和、要平民化。

　　儒商是个既古老又特别的概念，除了子贡之外，我不太认为以前的社会有儒商阶级存在。子贡是孔子的门生，孔门十哲之一。经孔子教导，他从“贫而不谄、富而不骄”上升到了“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给今天的我们树立了儒商典型。可是到后来，商人的地位日渐低下。因为国家经商了，商人只能靠官商勾搭而糊口了。后来的商人有的可以称为“士”，士为知己者死，为谁死？为皇帝死。皇帝今天宴请我了，我明天跳江都行。因为他只有凭借关系，那个时候没有市场的概念。中国的商人从来没有自立过，即便你同时也可能有知识分子情怀。因为你要靠体制分一杯羹给你。只有到了鼎新开放的时辰，邓小平伟大的“九二南巡”真正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中国的商人才有了些许地位。

　　中国的鼎新开放引进了市场概念，是被动之后积极的历史姿态，中国采取了现代性历程，产生了具有市场意义的商人阶级。但到现在为止，问题并没有从底子上解决，要寄望于新的鼎新，这是儒商面临的挑战。

　 以“92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体制内离开，进入到市场，代表中国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释放。完成财富积累的这代企业家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社会的现代性困境发生的危机感、贫富差距的布景下的革命情结，已成为超越企业成长的重大问题。

　　1980年鼎新开放后，一代企业家在西方企业理论教育下呈现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竞争意识越来越强，狼性越来越足，具备了实足的经济动物特征。市场趋利性以及对法制情况的渴求及依靠与西方企业家并无二致，这是所谓儒商的企业家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中国毫不破例地陷入现代性困境中。由此，中国企业家对商业伦理的呼应日益凸显，儒商成为一个被关注的概念。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人类贪心禀赋的表露。对所谓前进的疑问，也引起了对社会精英——企业家的质问。作为回答，西方企业家已无从担当了。靠谁呢？儒商。因为我们有一套历经几千年沉淀的儒学系统。从这种理论系统孕育的中国企业家既具有破坏性立异的市场精神，又背负着兼善全国的儒家情怀，具有超越新教伦理布景下的西方企业家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们是“市场”的，又是“全国”的。我们是“破坏性立异”的，又是“仁义礼智信”的。

　　商人们以往过于恐惧和迷信权力，从心里并不认可和相信民主平等，在一个社会遍地寻租的时辰，商人是受害者，又是受益者。然而，社会的价格是自由、民主、平等的损失，社会被分成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有权的人和无权的人、有自由的人和丧失自由的人、崇高的人和低贱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需认可：古典主义启蒙使命在中国的当下有必要奉行。作为儒商，有责任跟这个社会配合扶植一个正义的社会结构，避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铁笼现象”的继续呈现。商人要做到自身人格的维护，既然要讲自由平等、民主正义，你不能有了钱了，成土豪了，就官商勾搭，不管平民苍生。在这个时候，商人离政治远一点，离权力远一点。

　　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埋怨，互相骂，成当下时代的“时髦”了。为什么？人的心灵失踪了，没有处所可去了。儒商要做的就是解脱新教伦理带来的“森林法例”。不是说你打赢了就是爷，竞争要有度。这个时辰要和谐，跟自然要和谐，跟社会要和谐，跟你的竞争对手要和谐。

　　我们应该认可存在普世价值，但这个普世价值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表达，用什么样的文化来包容，我们可以探讨。我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能够包容所有自由、公允、公道、民主这些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重归传统的儒家伦理系统，以非现代性的、非功利的历史目光来诠释考查现代世界、现代中国，可能会真的成为儒商在21世纪自觉或不自觉的神圣天职。

　　现实上，要一句总结的话，应该这样说：儒商是具有儒家理论涵养及全国情怀，同时具有市场立异精神的熊彼特意义上的21世纪企业家，是时代的精英，是社会的稀缺资本，对社会经济成长文明推进具有典型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