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以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辐射到中国周边的诸多国家和地区。有人甚至认为，新加坡之所以在短时期内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儒家思想立下头功。
　　作为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1982年，杜维明应新加坡政府邀请，到该国进行短暂考察和访问。在此期间，他和政界、教育界、企业界人士针对现代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儒家思想与东亚企业精神、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和谈话。这些内容，都收录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这本书中。

　　杜维明在新加坡期间，也是新加坡快速崛起时期。当时的新加坡，兴起一股“儒学热”。起因是，该国在社会治理中，吸取了儒家思想精华，初步尝到“甜头”。进而，新加坡为凝聚力量和思想，提炼出“忠、孝、仁、爱、礼、仪、廉、耻”八个字的新儒家价值观，以此指导并规范全社会的正常运行。

　　在新加坡这种崇尚儒学、学习儒家的氛围里，杜维明感受到了一个新兴国家的活力。

　　新加坡企业界人士对儒家思想格外推崇，很多人努力修炼，力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儒商”。新加坡企业家总体上给国际社会的感觉是博学多才、温文尔雅、言谈得体，显示出谦谦君子的风度和气质。这种良好印象，为争取更多商业机会增添了砝码。儒家思想讲究中庸之道，他们深知：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偏激行为的无畏商业冒险，只会给企业带来灾难，给社会带来负担。秉承并发展中庸之道，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加坡企业界，忠孝和诚信是衡量一个企业家道德水准的尺码，即便企业家有着很高的智商和情商，但若在这个方面打下折扣，就会被同行所不齿。学会做人、做一个好人，在新加坡企业界人士中达成了共识。

　　另外，新加坡企业家讲究仁爱。很多企业家，并不把财富留给后人，而是乐善好施，捐献给社会，他们在慈善事业中，找到了比追求财富更有意义的人生。

　　本书标题中提到新加坡的挑战，笔者认为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新加坡作为小国，没有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极为有限的国土面积，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压力。其次是新加坡作为移民国家，华人虽然在数量上占多数，但是儒家思想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走得更远，还是一个未知数。最后是新加坡作为现代化国家，在儒家思想和西方思想之间如何取舍和平衡，还并没有清晰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