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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的经营方略与儒家商业精神
当代儒学网   2012-09-06 02:58:57 作者:马涛 来源:东方早报 文字大小:[][][]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著作里力图论证,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是促动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最重要因素。

  韦伯论证说,加尔文派信奉上帝预选说,认为人的生死是由上帝永恒的天命决定的,加尔文教徒为了避免遭到上帝的惩罚而获得拯救便开始了无休止的劳作和有条理的俗世活动,并把这一切作为一种信奉上帝的“天职”来看待。 “天职观”的意义在于肯定了世俗职业的合理性,还孕育了资本家和劳动者勤勉尽心工作和尽忠职守的精神。

  上世纪20年代上海之所以能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这与上海金融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上海的民族金融家们努力工作,勇于创新,在他们的身上也激荡着类似新教伦理一样的精神,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它构成了民国时期上海金融家大胆创业、努力工作的精神动力,也同样是今天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再造上海成为亚洲乃至世界金融中心的一种精神动力。

  儒家商业伦理精神的要义

  儒家伦理在先秦时期的工商人士身上已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成了他们工作经商的精神动力。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初年的大商人白圭的经商之道说:“(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驱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策,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这里所列出的“仁、智、勇、强”,加之“能薄饮食”所显示的“俭”,这五个德目就是儒家提倡的商业伦理精神。

  对于“仁”,孔子的解释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看来,“仁”是一种普遍的伦理精神,具体到经济领域就是强调要“互利”、“互惠”,反对唯利是图,更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去谋取利益。孔子强调“利人者人恒利之”,要人在谋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合作方的利益。

  对于“智”,儒家的解释是一种判断的能力,具体到经济活动之中即“通权变”,善于观察时势行情,能灵活处理应付各种变化。在商业活动中,何利该取,何利不该取都要有所分辨和选择,故“智”也是一种德性。

  “勇”的基本含义是有胆量,在商业活动中要看准机会后能当机立断,勇于决策。仁、智、勇三者的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仁者必有勇”,它们都是一种君子之德:“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强”也是儒家提倡的一种伦理精神,基本含义是“勤勉”,如《礼记·学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周易大传》将之进一步概括为“自强不息”,具体到商业经营中就是经商者要具有坚韧品质,百折不挠。孔子称赞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鼓励那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工作态度。这一精神成了推动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工商人士所推崇的优秀品质。

  “俭”的伦理精神也一直为儒家提倡,如孔子提倡“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

  儒家伦理对工商人士的影响还包括“忠信”和“敬”等内容。“忠”即“诚”,“忠信”即“诚信”,它是儒家强调的作为工商人士最起码的商业人格。可以说,“忠信”经商就是在儒家诚信人格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工商人士的传统美德。“忠”就是对人竭心尽力,忠诚他人。曾子“每日三省吾身”,其中就有:“为人谋而不忠乎”?“信”即诚实讲信用,孔子强调为人一定要“主忠信”,孔子认为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言而无信是不行的,“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

  中国自古以来的工商人士都把“诚信”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制胜之道,强调“诚招天下客”,“信纳万家财”,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诚信商业伦理传统。

  “敬”的职业意识也为儒家所提倡,孔子就强调“居敬而行简”(《论语·雍也》),“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宋明理学家更是强调“人生在勤”的敬业工作和生活态度。儒家上述的商业伦理精神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工商人士的创业和进取精神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陈光甫成功秘诀

  之自强、勤俭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儒家的商业伦理起到了推动工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儒家伦理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和“勤”、“俭”的精神。

  陈光甫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我国的金融业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十分密切,两者是相互促进的。陈光甫作为这一时期我国民族金融业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精神世界和经营之道在这一时期的民族金融家和企业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陈光甫(1881-1976)是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银行家。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金融业的银行、钱庄纷纷成立。在这些新成立的银行中要算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资力最小,但发展最快。

  他于1915年6月创办上海银行时实收资本只有7万元,职员仅7人,被讥讽为“小小银行”,但到了1936年已拥有资本250万元,跻身国内公认的一流银行之列。此后更是获得了飞跃发展,到1937年已拥有资本500万元,公积金和盈余滚存1004万元,吸收存款2亿元,国内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另在国外的纽约、旧金山、伦敦、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设有代理行,职员达2000多人。

  考察陈光甫的创业过程和上海银行的成功,我们发现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儒家商业伦理的精神动力。

  陈光甫从小受到家学的熏陶,推崇儒家传统“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中收录有他不断勉励上海银行职工的谈话,如强调做事只能依赖自己才能自立,“依赖自己,当以心为主体,时常运用其灵敏之脑筋,与其坚卓之能力,智力兼行,无事不可成功,此所谓‘自强不息’也。”他勉励大家做任何事情都不要畏缩不前,应有勇迈之气,“行之失败,亦不过如路人之颠仆,颠仆之后,仍跃然自起再行前进,具此毅力乃有成功之望。”“吾人必自奋起,勿为阻力所抗,方可称为特别之精神。”他鼓励大家要“以川流不息之精神,日日图谋振作”。

  他以山西票号的衰败告诫同仁,“当依据时代进化之情形,随时研究社会上有无需要本行之处,如何可以革新,如何可供社会之需要,抱定自强不息四字为办事之基本观念”。

  在另一处谈话中他对“自强不息”精神在当代的运用有着更为具体的阐释:“吾人之精神,完全在于改革,更在于继续不断的改革……创办而改革,改革而成功,成功再改革,改革又成功,俾创办、改革、成功三事循环不断,周而复始,一直向上进展,此即所谓自强不息也。”他把经商事业的成功看作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和最大乐趣,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

  上海银行问世后,先是饱受钱庄和外资银行的歧视和排挤,处境一度艰难,但陈光甫凭借自强不息精神,坚忍不拔拼搏经营,很快打开了局面。

  陈光甫十分推崇儒家传统的勤俭精神。他在经营上海银行时,时刻都不忘遵循这一伦理精神。在1931年7月的谈话中他强调说:“余以为《朱子家训》中所言,迫切于今日之实用,其扼要乃就‘勤俭’二字发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寸丝寸缕,应念物力维艰。此言可供深思。”

  同年10月,陈光甫目睹行员汽车过于华丽,又谆谆告诫:“汽车但求其适用坚固,何必求其外观之华美。”“银行家宜于讲求撙节,养成俭德,万不可提倡奢华,急宜从根本上思想上处处小心谨慎,务求事事朴实节俭。”“不可耽于安乐,诸事奢靡。以吾个人言之,但期日饱三餐,夜眠一室,已可不事多求,况可踵事增华,靡有用之金钱,作无益之铺耶?”

  陈光甫强调节俭但不吝啬,认为“当用用之,与行务进展有关者,为数虽多,不可吝惜。若用于不当用者,即不浪费,虽一文亦不可支用”。他生活节俭,有规律,很少吸烟喝酒,喜欢买旧书。勤俭精神已成了民族金融家企业家的精神,它有利于金融家企业家精打细算,扩充资本,减少成本,增加利润。

  智勇兼备、仁信敬业,

  得成大业

  儒家伦理精神的其他德目在陈光甫的身上也有很好的体现。

  关于“仁”。陈光甫一直把“服务社会”当作自己企业的经营宗旨,他向经济金融界呼吁:“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他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他甚至强调“既为社会服务,即无利亦须为之”。

  陈光甫经常对职员讲,“吾人经营斯业,宗旨在辅助工商,服务社会。平时待人接物应谦恭有礼,持躬律己应自强不息,务求顾客之欢心,博社会之好感。”上海银行规定不允许职员与顾客发生争吵,否则一定受罚。为了提高服务质量,人事部门设有机动人员,哪里柜台缺人立刻派机动人员顶班,决不让顾客等候。

  在吸引存款方面,当时的银行和钱庄普遍轻视市民的小额存款,尤其瞧不起银元存款,开户时需将银元折合成银两并缴纳手续费。陈光甫则开办一元存款业务,特别规定存户可用银两开户而用银元出入,均免收手续费。他坚信涓涓细流,可成巨川。这一举措很快博得了小额储户的欢迎,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存款。陈光甫针对社会各阶层的需要,适时开办活期、定期、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业务,方便储户,服务社会。

  对于职员,陈光甫在建行初期就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口号,给员工工资高于同行,还实行“行员特储”制度,即为每一行员工建立一账户,每月存储1/10工资,银行赠送同额款项。10年后提取可得一笔可观款项。1931年上海银行增资250万元时,陈光甫规定其中一半由全体行员认购,价格仅为股票面值的80%,现金不够可以申请无息贷款,务必使每一个行员都成为银行的股东。

  关于“智”和“勇”。陈光甫创立上海银行能凭借7万元资本奠定基业,与他善于抓住时机,敢于冒险密不可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互相厮杀,无力顾及对中国的经济扩张,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陈光甫决定筹建上海银行。朋友们顾虑他赤手空拳,一介书生,难筹巨额资本,多不支持,有的还泼冷水。

  但陈光甫认为筹建银行虽需巨额资本,但只要善于把握住天时地利,正确经营,即使自有资本微小也可大有作为。他认为他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即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处于黄金时期,百业兴盛,造成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同时还会有大量的社会游资和企业的间歇资金,这为银行吸存和运用资金会创造有利的条件,加之上海又是国内外的商品集散地,一定会大有可为。

  他注意到外资银行气大财粗,向来只注重与政府和外资企业往来,忽视中小企业,这一矛盾在创办实业的热潮中也将会更加突出。面对这一环境背景,他提出了银行宗旨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经营路线是“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经营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在服务社会和中小企业中谋利益,求生存,图发展的策略。他强调“凡事须有新办法,有新思想,才能发展”。实践证明,陈光甫的见识和策略富有远见,是成功的。

  关于“忠信”。陈光甫强调“办银行者第一在于信用”,“银行靠信用而生存”,这是他几十年来办银行的基本精神。陈光甫支持张公权反对北洋政府停兑中、交两行钞票,就是在维护金融业的信用。上海银行一直恪守为存户保守秘密,定期公布银行资产负债表,宣布银行的董事和经理对储户负无限责任,这些做法也是为了取得社会的信任。他的上述做法直到1934年南京政府公布的《储蓄银行法》才规定金融界推行实施。

  1927年武汉政府颁布命令,为集中现金停兑纸币,导致汉钞市价仅一折有余,陈光甫下令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对停兑前的存款概付现金,确保储户利益。为此上海银行多付200余万现金,但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上海银行在汉口乃至全国的信用声誉。他要求团队成员要有团队精神,而要巩固团队合作,需要“力守‘忠、诚、廉、让’。忠诚两义明显,为任何团体所必需。廉让两义微妙,却尤为工商界中人所当学”。

  关于“敬”。陈光甫作为一个民族金融家,他的成功与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分不开。他早年创办上海银行时,亲自跑街,拉存款,搞放贷,还亲自培训员工。抗战时在重庆,工作日程总是排得很满:起床后先清理文件信札,然后早餐,阅读报纸,晚上还要安排谈话。每星期至少抽三个上午请人为他讲中外历史哲学,周六下午请人为他讲述国外书刊上的重要的经济金融文章。周日也不休息,至少要安排半天时间讨论国际金融问题。

  他在上世纪40年代总结说:“本行视30年的经营,一切行动无不息息与国内外经济动态相关联,故吾欲求经营技术之改进,必须时刻检讨国内外经济动静、工商金融之趋势,予以不断研究,就研究所得为推进业务之根据。”他称自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闲下来就会感到“孤寂”,认为只有工作才有乐趣。他也要求员工“诸同仁各尽其力,一心一德,临深履薄,恭敬将事。诚以众志成城,基础定能稳固,人能弘道,业务自可进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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