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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商企业的精神信仰一一黎红雷教授虎年虎门演讲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22-03-16 11:50:31 作者:子清辑 来源:今日头条 文字大小:[][][]

 

 

        虎年、虎门、虎威,展现了新儒商事业的欣欣向荣!3月16日,全国新儒商团体联席会议指导的2022虎年首场“新儒商论坛”——“天地人和与新儒商企业的精神信仰”,在当代新儒商典范企业之一东莞泰威所在地虎门镇隆重举行。当代儒学家、企业儒学创始人、新儒商事业引领者、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发表主题演讲《新儒商企业的精神信仰》。
        企业为什么要构建精神信仰?黎红雷教授指出:有人说,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其使命就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并为股东赚取利润,不需要什么精神信仰,更没有必要在企业中构建什么精神信仰体系。实际上,这是一种无知!众所周知,现代企业起源于近代欧洲基督教国家;而根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作为西方企业精神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来自基督教(新教)的伦理。如此,我们还能够说企业与信仰无关吗?当然,由于欧美各国基本上都有统一的宗教,近代以来更推行“政教分离”,因而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无需也无权去处理民众或员工的信仰问题——这个问题在欧美国家或企业那里,是由教会来解决的。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自古以来就没有全国统一的宗教,但却有基本一致的信仰,这就是所谓“天地君亲师”。其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儒学大师荀子。到了清朝初年,正式确定“天地君亲师”为全国民众的共同信仰,家家户户都供奉的“神主牌”。辛亥革命以后,人们把君主赶跑了,“神主牌”变成“天地国亲师”(至今民间社会特别是农村依然存在,其中祭拜祖宗更是普遍流行的信仰仪式)。如何转化这一传统社会的精神遗产,使之成为重建当代社会精神信仰的宝贵资源,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由此看来,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无论是国家和企业,都必须面对和解决其国民或其员工的精神信仰问题。东莞泰威依据企业和员工的实际状况,从教育入手,学习国学经典,引导员工持续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践行传统文化,引导员工树立“德福一致”的因果报应观;设立“祖宗堂”,为员工提供尊天敬祖的祭拜场所;提出“天地人和股权方案”,为“敬天爱人”的理念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设立“企业首席信仰官”,最终形成了“天地人和的企业精神信仰体系”,为解决中国企业及其员工的精神信仰问题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新儒商企业如何构建精神信仰?黎红雷教授指出:儒商自古至今不绝于缕。而我们说的“新儒商”,指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自觉将儒家思想融入经营管理实践的现代企业家。他们尊敬儒家先师孔子 、承担儒家历史使命、践行儒家管理理念、秉承儒家经营哲学、弘扬儒家伦理精神、履行儒家社会责任,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依据东莞泰威以及苏州固锝、方太集团、山西天元、广东蓝态等一大批当代新儒商企业和组织的经验,构建企业精神信仰,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敬天、法祖、爱人。
        第一个方面是“敬天”——敬畏天道,尊重自然。“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每当遇到重大事情,西方人脱口而出的是:“My God(我的上帝啊)”;而我们中国人脱口而出的是:“天哪!”。孔子指出: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里的“畏”就是敬畏,“天命”指上天的意志,也可以理解为自然的规律。由此,“敬天”一方面要敬畏天道,另一方面要尊重自然。
        关于“敬畏天道”。儒家是相信有善恶报应的。《周易•坤卦》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系辞下》进一步指出,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名于天下,罪恶不累积,也不足以自灭其身。儒家的善恶报应观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便形成了“德福一致”的理念。儒家经典《尚书·洪范》提出“五福”的概念:“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在其看来,人生有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财富,三是健康安宁,四是遵行美德,五是无病善终。宋明以后,儒、佛、道三教合流,善恶报应和德福一致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成为普通民众的精神信念,即所谓“人在做,天在看”;“抬头三尺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等等。这些观念,已经积淀为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道德信仰,而深刻影响着其日常的行为。东莞泰威等当代新儒商企业将“相信因果”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对这些观念的传承。
        关于“尊重自然”。据现代科学研究,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的历史有200亿年,地球的历史有40亿年,人类的历史有300万年。作为天地自然造化的产物,人类一直对自己的“造化主”天地自然保持着一份敬畏之心。北宋儒者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理念,在他看来:天是天下万物的父亲,地是地上万物的母亲。人类在天地之中是如此的渺小,不过是天地万物之中的一个物种之一。我们的身体,来自天地的赋予;我们的精神,来自天地的指引。所以,天地是我们共同的父母,天地间的民众都是我的同胞,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朋友。明代儒者王阳明则提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在他看来,无论是自己的同类还是飞禽走兽,是花草树木还是砖瓦石板,都是人类仁爱之心关注顾惜的对象。
         当代新儒商企业,苏州固锝提倡“绿色制造”、健康低碳餐等,让低碳生活成为员工的日常习惯;山西天元从销售电器发展为回收电器建设“绿色循环产业园”,并不惜亏本长期坚持销售新能源汽车;东莞泰威创始人亲自担任企业的“首席信仰官”,提出“天地人和的股权结构”,将企业利润的51%回馈有机农业、实现员工全员有机素食等,都是敬畏天道、尊重自然的体现。
        当代新儒商企业精神信仰的第二个方面是“法祖”——孝敬祖宗,尊重传统。这里的“法”是效法的意思。“祖”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生命意义上的祖宗,另一层是指文化意义上的祖宗。“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从整体上说,人类是天地的产物;而从个体上看,人人均为父母所生。由此,父母获得了与天地一样的生生之大德,从而受到人们的尊崇。祖宗则是历代父母的总称。荀子将“先祖”与“天地”、“君师”并列为“礼之三本”,其中“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礼论》)。这就将生命意义上的祖宗与文化意义上的祖宗结合起来了。
        “孝敬祖宗”,就是对生命意义上的祖宗的尊重。关于“孝”,中国最早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孝”字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按许慎的解释,“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孝”的字形与“善事父母”之义是吻合的,孝就是子女对父母慈爱的一种回报。《论语·学而》记载有子说: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亲是仁的根本。孟子指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尊亲是人类道德的最高表现。《论语·学而》记载曾子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宗,自然会培育出忠厚老实的百姓。”
        中国人本质上都是儒家的信徒,其一个重要的行为表现就是孝亲敬祖,一年一度的春节返乡家人团聚祭拜祖宗,堪称全球最大的人口流动,可与伊斯兰教的“麦加大朝圣”媲美。为满足员工孝亲敬祖的基本需求,新儒商企业采取了许多富有创意的举措。苏州固锝为每位员工80岁以上的父母(公婆、岳父母)每月敬奉敬老金,是对员工在世父母的尊重;东莞泰威设立“祖宗堂”,按员工姓氏设立祖宗牌位,供员工平时祭拜祖宗和重大节日举行集体祭拜仪式,则是对员工离世父母即祖宗的尊重。
        “尊重传统”,就是对文化意义上的祖宗的尊重。孔子提出:“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这里的 “道”,可理解为人类世代承传的精神传统。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经提出著名的“三喻文化”说。其中“前喻文化”是指长辈向晚辈传授知识经验,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的文化;“同喻文化”是指长辈和晚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则指晚辈向长辈传授知识经验,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按照这种划分方式,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归入“前喻文化”的类型。在这种文化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朴的是非观念。” [1]儒家敬重传统的“尊亲”文化确实发挥了这样的功能。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家规、家训、家风,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可以称之为“小传统”。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高度重视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大传统”。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其中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文化,“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2]换句话说,儒家思想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已经成为中国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内在文化基因,融化在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之中,成为所有中国人观事明理、待人接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是当代中国企业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本”。
        当代新儒商企业,都十分重视这一“文化资本”的传承与运用,他们在企业中树立孔子像,组织员工系统学习儒家和古今中外的经典,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企业的生产与生活、经营与管理。比如,方太集团在新厂区的中央建立“圣贤堂”,堂内大厅树立孔子像,两边走廊悬挂古今中外圣贤的名言,并将“方太儒道”扩展为“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的“方太文化”。
        当代新儒商企业精神信仰的第三个方面是“爱人”——关爱员工,泛爱大众。“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据《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爱”从哪里开始?儒家的回答是家庭的伦理纲常,即如上述孔子的弟子有子所言:“孝悌也者,其为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但是在孔子看来,仁爱对象不能仅仅停留于家庭成员,他同时在《论语·学而》中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由此可见,孝悌可以说是仁爱行为的起点,但绝对不是其终点;仁爱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自己的家人,而且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大众,即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沿着这一思路,孟子进一步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北宋儒者张载再进一步提出“民胞物予”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天地是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所以我和天下的民众都是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和天下的万物都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就作为仁爱对象的“人”而言,“爱人”有两个层面:在儒家那里,一个是亲人,另一个是民众;而在企业中,一个是关爱员工,另一个是泛爱大众。
        关于“关爱员工”,当代新儒商提出“建设幸福企业”的概念,即把企业当作“家”来爱护和经营,把所有的员工当作“家人”。对员工,既要有“人文关怀”,像关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关爱员工以至他们的父母、子女、家庭;又要有“人文教育”,组织员工学习中华文化经典,教会员工懂得爱和感恩。为此,苏州固锝提出“幸福企业八大模块”,包括人文关怀、人文教育、绿色环保、健康促进、慈善公益、志工拓展、人文记录和敦伦尽分等,并采取了“脱产学习圣贤文化”、“成立义田大家庭关爱基金”、“全面取消夜班”、“立碑承诺永不裁员”等措施。方太集团提出“四个化”(关爱感化、教育熏化、制度固化、才能强化)来帮助员工幸福成长,“五个一”(立一个志,读一本经、改一个过、行一次孝、日行一善)来帮助员工提升能量,并全面推行“身股制”,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创与共享。山西天元以“帮助人成功”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既让员工取得物质上的成功“富口袋”,又让员工获得精神上的成长“富脑袋”,更无微不至关怀员工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东莞泰威推行“天地人和股份制”,让天地做企业的“大老板”,员工做企业的“二老板”,并组织员工学习国学经典、参加国家高等自学考试,使员工得到成长的“大利”,成为一身浩然正气的谦谦君子、德才兼备的社会栋梁。
        关于“泛爱大众”。“博施於民”是儒家心目中的圣人行为,也是儒商的理想追求。据《论语·雍也》篇记载,孔子的大弟子、儒商鼻祖子贡提出“博施於民而能济众”,就是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够帮助大众生活得很好。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创作了历史上第一篇商人传记——《货殖列传》,其中指出:“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君子富有了,就喜欢行仁德之事。他为此所举的例子,一个是陶朱公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另一个就是子贡:“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一个在经商致富之后回报亲人和社会,另一个在经商致富的同时支持孔子的文化教育事业,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商人“博施於民而能济众”的具体体现。
        受儒家思想和儒商先贤的熏陶和影响,当代新儒商自觉承担起对社会大众的责任担当。无论是平时的扶老爱幼、扶弱解困、扶贫攻坚、慈善捐助,还是特殊时期的抗洪、抗震、抗灾、抗疫的斗争中,当代新儒商都是义不容辞、率先垂范,慷慨解囊,无私奉献。而当代新儒商还进一步认识到:“最究竟的慈善,莫过于拯救心灵”。为此,广东蓝态公益基金会积极推进国学公益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甚至还进“高墙”(监狱和戒毒所),从而使各个阶层的社会大众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构建幸福家庭、幸福企业、幸福校园、幸福社区、幸福社会、幸福人生。
        广东蓝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高墙”“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在演讲的最后,黎红雷教授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终将迷失人生的方向;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信仰,终将失去发展的动力!希望更多的企业向东莞泰威、苏州固锝、方太集团、山西天元、广东蓝态等新儒商企业和团体学习,认真面对和积极解决中国企业的精神信仰问题,促进文化自觉,激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实现企业的长治久安、国家的繁荣昌盛!

[1](美)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周怡译:《文化与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2]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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