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3日上午，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中国广州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应邀接受马来西亚国家广播电台华语频道的越洋线上采访。本次活动由博鳌儒商论坛副理事长兼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马来西亚拿督孟斌先生促成，马来西亚国家广播电台华语频道著名主持人廖朝骥博士主持，海内外各地华人华侨和社会公众通过网络收听。

在采访中，黎红雷教授首先介绍了马来西亚与个人成长的关系：我的家乡中国海南省琼海市，就是博鳌亚洲论坛的所在地，是一个著名的华侨之乡。我们那里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合称“南洋”，我曾祖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在上个世纪初全部去了南洋，后来我的祖父因为是长子必须回来守家，其他长辈都留在南洋繁衍生息。其实我们海南文化受到南洋文化的影响很深，比如说饮食习惯、喜欢甜食、喜欢喝咖啡黑、喜欢吃咖喱等等。至今我们海南话中还保留着不少从南洋传过来的词汇，比如我们把面包糕点叫“lodi”、农贸市场叫“masa”、肥皂叫“sopen”等等。

而我本人接受马来西亚亲人的影响，则是潜移默化的。记得小时候我在家乡小学念书，每年总会带回两张奖状，一张是奖给我本人的“三好学生”奖状，另一张是奖给我在马来西亚的二公三公捐资给学校的奖状。我二公小时候读书不多，到马来西亚后自学英文，经商成功，不断回报家乡，鼓励我们后辈上进。有一年我二公回海南探亲，专门到吉隆坡最大的商店买了当时一支当时很稀罕的“派克金笔”送给我，希望我好好读书，为家族争光。这只金笔我一支珍藏，现在把他转给我的侄子，希望他继续努力。我们的家训是曾祖父定的，一条是关于家族的，叫做“分房不分家”，子孙们可以在家中分房居住，甚至到海内外谋生活，但就是不能分家。另一条是关于事业的，叫做“耕读商皆可成业，勤俭信方能立家”。中国古代传统是耕读传家，但我们家乡人多地少，我们家也没多少土地，为了养家糊口，从我曾祖父开始就一边种田一边做点小生意，所以经商的传统逐渐注入我们家族的文化基因中，这就是“耕读商皆可成业”的意思。但无论是耕田、读书、经商，都必须勤奋、节俭、讲信用，这就是“勤俭信方能立家”的意思。第三条家训是“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告诫我们子孙做人做事不要怕苦，海南话叫“力去力回”；待人接物不要怕吃亏，吃亏是在为你积福报。这三条家训一直在我们家的堂屋挂着，对我们子孙后代影响很大，成为我们家的家风。

我的祖父黎鉴光从马来西亚回国后即去上海读大学，肄业后回家乡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并与人合伙做生意，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嘉积镇商会成立，我祖父被一致推选为首任理事长。没想到70年后，2016年，博鳌儒商论坛成立，我本人也被理事会推选为理事长。真是造化弄人，我祖父是中学教师经商而当上商会的理事长，我本人是大学教师研究儒商而当上博鳌儒商论坛的理事长，真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啊！

我从小在家乡读小学，到海口读初中，到广西读高中，1970年进入一家造纸厂当工人，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我考上广西大学，1983年考上中山大学研究生，1987年有幸成为中山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哲学博士研究生，1994年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大概与家庭的文化渊源以及我本人的经历有关，我的博士论文是《儒家管理哲学》，就是探讨如何把古老的儒家治国之道，转化成现代企业的治理智慧。2000年至2011年，我担任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为其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奠定了基础；2006年创办“华商书院”，使其成为当代中国企业家学习国学的旗帜；2016年创办“博鳌儒商论坛”，使其成为在博鳌定期定址举办的三大论坛之一。在学术方面，创立“企业儒学”,开拓了当代儒学研究的新领域；提出“新天人三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治理智慧。

在采访的第二部分，黎红雷教授介绍了“新儒商”概念的形成及其内涵：2013年，我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报告“中国企业家的国学教育”。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茨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据他观察，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改革开放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在他们创业的时候，基本上没受过什么现代管理科学的教育，没读过什么MBA或EMBA。那么，他们靠什么办企业？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回答了四个字：“文化资本”——指的就是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回国后我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课题，于2017年出版《儒家商道智慧》一书，正式提出“企业儒学”和“新儒商”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新儒商”呢，下面我按照英文新闻报道五要素（五个W）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是What，什么是“新儒商”？我的回答是：“儒商”古已有之，比如孔子的大弟子子贡就被誉为“儒商的鼻祖”。而我说的“新儒商”，则是将中国传统儒家智慧和新时代商道文化相结合，用于日常经营管理实践的当代企业家。从创造财富的动机与手段来看，商人起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生意人、企业家、儒商。生意人有“三会”：会计算、会经营、会赚钱；企业家在生意人“三会”的基础上增加了“三有”：有勇气、有抱负、有情怀；儒商则在生意人“三会”和企业家“三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三讲”：讲仁爱、讲诚信、讲担当。儒商与一般商人的区别，不是不追求财富，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商就是商界的“君子”，其职责就是运用儒家商道智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用我们博鳌儒商论坛的宗旨来说，就是：“道创财富，德济天下；以儒促商，以商报国”。

第二是Why：为什么要做新儒商？我的回答有六个方面：1、修养自己，身心健康；2、家庭和谐，传承有方；3、员工幸福，战斗力强；4、客户满意，品牌响亮；5、多方助力，企业成长；6、民族复兴，人类希望。

第三是How：如何做新儒商？我的回答也是六个方面：1、德以治企：德启善根，教化员工；礼定规矩，制度严明；法服人心，赏罚得当。2、义以生利：生财有道，依法经营；按章纳税，提供就业；满足需求，导人向善。3、信以立世：言行一致，表里合一；口碑营销，树立品牌；合作发展，共生共赢。4、智以创业：善抓商机，与时俱进；崇尚智慧，学习成长；基业长青，永续经营。5、仁以爱人：关爱员工，共享财富。关爱顾客，服务大众；公益慈善，绿色环保。6、勇以担当：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努力拼搏，自强不息；承担责任，传播文明。 

第四是Who：为什么这些人是新儒商？我这里仅举出中国企业家比较熟悉的三个典型：一个是日本稻盛和夫：敬天爱人，利他之心，创立两个世界500强。另一个是华为集团的任正非：小胜靠智，大胜在德，成为当代中国企业家的一面旗帜。再一个是吴念博：建设幸福企业大家庭，被联合国树立为“东西方文明结合的典范”。至于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的“新儒商”代表人物，我的朋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许福吉教授有专门的研究，他列举了马来西亚的郭鹤年、泰国的谢国民、中国香港的李嘉诚等等。

第五是Where：为什么这些企业是新儒商企业？我这里也是仅列举中国的新儒商企业：一个是位于青岛的海尔集团：与时俱进，主动变革，成为时代的企业。另一个是位于宁波的方太集团：以道御术，中西合璧，用儒家思想打造百亿元企业。再一个是位于山西的天元集团：帮助人成功，成人达己，新冠疫情中销售额逆势增长30%。至于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的新儒商企业，我的朋友、马来西亚南方大学校长祝家华教授在2018年曾主持召开“国际儒商论坛”，我的朋友邱维斌先生领导的马来西亚儒商会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有数百位会员。

在采访的第三部分，黎红雷教授介绍了新儒商对百年大变局的应对，指出：目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权力转移对象出现根本性变化、国际格局紧张动荡、世界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世界正经历大调整，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构成各国比拼国家治理机制、手段、执行力的新的历史背景。特别是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大变局中的动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怎么办，东亚怎么办，中国怎么办，马来西亚怎么办？我这里，仅从新儒商的角度提出一些观察和思考。

第一，新儒商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必须承认，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给各个国家的经济、给各个国家的企业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我们的新儒商却可以迎难而上，逆势增长。这里举一个来自中国山西的新儒商企业天元集团的例子。天元集团本业是销售电器的，疫情期间老百姓在家隔离，没人上门买电器，但天元集团的销售额却逆势增长30%。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就问天元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李景春先生，你们在疫情期间是怎么样卖电器的？李先生回答说：我们没卖电器啊，售货员都送口罩去了。原来啊，疫情期间，他们在大街小巷设立了30多个口罩免费发放点，给市民送上当时最稀缺的防疫物资——口罩。市民就问：你们是做什么的，天元员工回答：我们是卖电器的啊。市民说：刚好我们家的电视机坏了；天元员工说：我们给您换新的，并且送货上门，还回收旧电器。生意就在这无意中做成了，销售额就这样增长了。

上个月，我专门到山西天元集团参观学习。原来天元集团早在十几年前就在企业员工中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践行，并提出自己的企业精神：“帮助人成功”，坚持用这种儒商的精神教化员工，教化合作伙伴，教化社区，教化社会，留下很多感人的故事。孔子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简单地说，就是“成人达己”，就是说只有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价值才得到充分体现。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能够为他人带来的价值、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上，只有通过成就和帮助他人，才能不断地创造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目前的世界，早已经是连为一体。无论是应对新冠疫情，还是应对百年大变局，单打独斗都不可能成功；把本人、本企业、本国的利益凌驾在别人、别的企业、别的国家之上，更不可能获得成功。我们应当向新儒商企业学习，成人达己，成己达人，帮助别人成功，自己也获得成功。

第二，新儒商如何解决家族企业的问题？家族企业的传承是全球性的难题。企业家、企业家，不光有企业，还有家。中国人讲“家业”，“家”要放在“业”的前面，“成家才能立业”、“家和才能万事兴”。“家”和“业”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华人地区的优秀家族企业早就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例如，香港李锦记集团，创办于1888年，是全世界华人调味品行业的龙头。在其家族传承早期，也曾经出现过兄弟争夺家产的不幸事件，险些把企业毁掉。所以第三代传人李文达痛定思痛，深刻体会到了家族和睦的重要性，采取了家族宪法、家族委员会制度等措施加强家族治理。现在掌门的第四代传人李惠森说：“一般家族企业把核心放在企业永续上，而我们则把核心放在家族永续上。因为一旦家族不和睦，事业就会散掉。”

事实上，我们博鳌儒商论坛表彰的新儒商人物中，已经有不少企业和企业家顺利解决了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实现了家庭企业的平稳过渡。比如博鳌儒商卓越人物、方太集团现任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茅忠群的父亲茅理翔，曾经是世界有名的“点火枪大王”，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恶性竞争，企业面临破产，于是让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茅忠群回来协助。茅忠群提出的条件是在保持企业“人品、企品、产品三品合一”的企业精神的基础上，对原有企业进行改造重组，包括让家族老人推出管理层以吸收世界500强的职业经理人，研发新产品高端抽油烟机以满足逐渐富起来的中国民众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管理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管理模式，全面推行“身股制”以调动广大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等等，这几套组合拳打下来，方太集团成为用儒家思想打造的百亿元企业，茅忠群也顺利成长为这个15000名员工的大企业的掌门人。

第三，新儒商如何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政府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也写进了联合国的文件。在具体的措施上，我们推行“一带一路建设”，所谓“一带”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截至2020年11月，中国已经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充分显示了这一倡议强大的生命力。

“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通、民心相通，这为新儒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里就有一个中国新儒商企业与马来西亚合作的例子。我们博鳌儒商论坛的杰出人物苏州固锝，一家上市公司，它的创始人吴念博先生，是在中国苏州做半导体的，他听说马来西亚的一家半导体厂经营不善，他去接手了，一千多工人。按惯例，新老板接手企业后一般都是要裁员的，但是他不裁员，而是把苏州固锝母公司的爱的文化传播到马来西亚去。怎么传播？苏州固锝员工在中国学的是《弟子规》，儒家这套，而马来西亚的员工大多是信伊斯兰教的，你让他读儒家，那可能不但员工有对立情绪，政府也会干预。那吴念博先生怎么做呢，他找当地人，从伊斯兰教中找出那些“亲如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友好相处等等这些经文，编印出来让马来西亚的员工阅读。于是每天早上他这个马来西亚固锝厂啊一个奇妙的现象，两拨人在读书，一拨是中国的干部，读的是儒家经典，另一拨是马来西亚信伊斯兰教的员工，读的是《可兰经》。他们读的字句不同，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些员工在这个过程中就接受了爱的文化，一起全心全意把企业办好。后来念博兄问我：“黎教授，我这样做妥不妥啊，我们应该传播儒家文化，但是我让他们读伊斯兰经典。”我说你做得对极了，儒家讲究的是精神，不在哪个字句上，你传播仁爱之心，就是儒家精神。所以你让他们通过读伊斯兰经典来感受、理解并接受儒家的仁爱精神，这是你的创造。这个案例表明，我们新儒商在世界大变局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在采访的最后，黎红雷教授总结道：第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然的选择，“一带一路”是切实可行的措施。第二，新儒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也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第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海外华侨华人对母国、对家乡的历史贡献，也真诚希望海外华侨华人随着中华民族的再次繁荣昌盛而得到发展。第四，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我们全体海内外华人同胞一定能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