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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商的新加坡观察一一黎红雷对话许福吉(组图)
中国当代儒学网   2020-08-21 04:00:38 作者:子清辑 来源:中国当代儒学网北京工作站 文字大小:[][][]

 

 

        海内外新儒学与新儒商的风云际会,儒家商道与经营哲学的智慧闪光!2020820日晚,博鳌儒商论坛研究院主办的“新儒商论道公益直播系列”,由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黎红雷教授,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创院院长、河洛塾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许福吉教授,对话《新儒商的新加坡观察》。

 

        本次直播的主播单位是:博鳌儒商论坛研究院、新加坡河洛塾;支持单位是:中轩集团;联播单位有:中国企业报、企业管理杂志、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国学频道、北京大学企业家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学智慧与领导力提升研究所、北京人文大学国学院、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中华书院联盟、北京三智云书院、广州心和塾、北京新丝路商学院、宁波方太文化研究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国学会、华商书院西北校友会、十分学堂、广东翔蓝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东莞泰威斯美书院、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北京张其成中医发展基金会、北京君子岛云国际儒商书院、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云南诗书旗袍古韵坊、深圳高祖商学院、广州大湾区现代产业发展研究院、深圳三鼎修身书院、上海智本国学公益基金、合肥云掌在线教育研究院、上海交大儒商传习社、广州博研商学院、深圳明德书院等。

 

         儒商精神与儒商现象,贯穿古今,影响中外。其中,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尤为突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渊源,华人企业家成为东南亚各个国家工商业领域的中坚力量,而华人基本是儒家的信徒,甚至印尼、马来西亚等地还有政府承认的儒教组织。受此影响,东南亚华人企业家的企业管理和经营方式,自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东南亚企业家的儒商底色。

 

         那么,东南亚儒商是如何形成的?与中国传统的儒商以及日本、韩国等地的儒商又有哪些不同的表现?其特质是什么?

 

         许福吉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东南亚儒商,是指那些有儒家思想经营理念的华裔政经领袖、企业家,他们具有儒家道德价值观,儒家企业治理传承精神,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大家比较熟悉的东南亚一代的儒商典范如陈嘉庚、李光前 、胡文虎、郭鹤年、谢国民等,他们的企业精神可说具备了儒家道德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典范。东南亚的华裔儒商,多是用儒家道德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特别是内部企业治理与外部的企业经营,都是把儒家的价值理念,与市场运行本身的法则相结合。他们以创造社会财富、服务于天下为责任, 以“仁、义、礼、智、信”德目为经营企业的使命、愿景,特别是对合作伙伴的承诺和服务性质方面, 以诚信为根基,以和为贵、商业战略方面则是以利他、双赢为目标。他们追寻的人生目标都是以立业、立德、立功为人生的目标,不少儒商成功之后,或做慈善或做教育,兴办学校,回馈社会。

 

        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在一定意义上,东南亚儒商的精神境界也是东南亚华裔企业家的文化之魂,他们继往开来,开拓了海外华人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开枝散叶,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有部分儒商也融合了海外华人的“儒释道合一”精神于本土化中,例如马来西亚槟城、马六甲、新加坡的娘惹文化。早期东南亚的儒商文化,都是由华族移民带到南洋的,可谓花果飘零,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下,儒商精神地位的起落与发展,与当地的社会政策和政治经济领导人有密切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和时代的发展,东南亚的儒商借天时(八十年代邓小平的沿海经济改革、近期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和平崛起 )、地利(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等)、人和(儒与商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在商业规则、社会关系、跨区域、跨领域等方面获得了许多商业贸易的契机,取得了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累累硕果。 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成就,以及"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的崛起,以儒家的"经世致用"哲学,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用,形成了东南亚儒商文化的特色。

 

        黎红雷教授在点评中提出了以下三点:第一,“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离散华裔(华侨华人)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与保留,是“文化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文化资本”与“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指无形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可以激活“金融资本”的创造性;二者的结合,是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互动。第三,“大传统”与“小传统”,海外华人代代相传的语言、风俗习惯、待人处事方式而传承中华文化,体现了“小传统”的文化价值。

 

        在东南亚各国中,新加坡是华人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高达76%),与“文化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由此,新加坡的儒学生态和儒商精神,对整个东南亚具有引领的作用。那么,新加坡的儒商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它有哪些具体内容,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

 

        许福吉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新加坡商人的儒商思想和其他地区一样,也是由早期移民带入的,在其传播过程中,不断随着新加坡的社会变迁而重塑自己。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经济腾飞的连带关系,肯定了儒家文化仍然是活跃在东方的一种活的精神。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格,能造就一种东方的企业精神。新加坡有成就的华人企业家,几乎都是儒商,他们是遵循儒家勤奋、节俭和好学的教导,奋斗不息,事业有成。

 

        这些华人企业家具有的第一个美德是自制、节俭。老一辈移民能遵循儒家的教导,抵制一些诱惑,就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发展事业上。许多华侨巨商,都能背诵孟子“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那段鼓舞志气的话,用以鞭策自己。节俭是儒家特别注意的美德。闽粤移民将这种浓厚的节俭风尚带到南洋,使许多人在干活挣钱、维持生计之时,希望积攒资本,干些实业,以便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他们以节俭精神警戒自己,反对恣意挥霍,奢侈腐化。这种传统精神在新加坡代代相传,至今犹然。第二个美德是勤奋,这种精神也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它体现了 经邦治国的实用观念所要求具备的素质。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华人飘洋过海,靠的就是这种刻苦耐劳、发奋图强的精神。有着奋斗目标的勤俭,何尝不是创业和竞争的动力,许多儒商就是靠着这种动力取得成功的。第三个美德是诚信、忠实。他们都认为事业的成功除了靠专业技术知识,还要以儒家伦理关于忠实的道德训诫,作为人际交往的价值观。雇主与雇员之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商人与银行家之间商业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忠实可靠,忠实的品格包括两层意识:一是有信,即讲信用、信誉,这是做生意应当强调的基本美德。二是忠诚,也就是忠于事业、忠于团体的敬业精神和知恩图报的良心。有了这些优秀品格,就能处理好人际关系。新加坡的企业家进行管理时,一方面按照科学的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又利用文化价值观和感情来获得工人的忠诚,这就将西方管理模式与中国传统人际交往方式,两个体系的优势结合起来了。早期新加坡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成一个简单公式: 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 把“东方的价值观念”、“东方勤俭的美德”作为重要一项加以肯定。

 

        黎红雷教授在点评中提出:第一,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的亲和性。如果说新教伦理造就了早期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么,儒家伦理通过制约资本的力量与满足社会的利益而增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活力,这是对“韦伯命题”的超越。第二,儒家思想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本次新冠疫情,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卓越表现,自律的民众与为民的政府之间的紧密配合,进一步证明了儒家文化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价值和作用。第三,儒学与企业经营的中和性。当代新儒商企业的经营,既经营顾客又经营员工,特别是满足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成为企业稳定发展的不竭动力。

 

         儒学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紧密结合,让东南亚的华族企业家大显身手,长袖善舞,涌现了一大批儒商型的企业领袖。那么,东南亚的儒商领袖是如何形成,他们的经营哲学和治理智慧有什么特点?

 

        许福吉教授在发言中指出: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亚洲地区涌现了许多"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政经领袖,例如新加坡李光耀、泰国谢国民、马来西亚郭鹤年、印尼陈江河等, 他们的事业都以儒家理念为指导,从事政经“儒”和“商”相结合,有较高的经营理念,高尚的文化素养、道德观和价值取向,包括了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不断推动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把儒家的价值理想与市场运行本身的法则相结合,遵循指导市场活动行为法则, 坚持创造性转化、不断铸就企业文化新辉煌。事实证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完全可以适应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的需求,企业儒学的形成证明了古老儒学的现代生命力。

 

         马来西亚儒商领袖郭鹤年,给马来西亚华人的传家宝就是融合了儒商治理精神与经营理念,例如诚信、谦虚、果断、坚持、慈孝、利他、富而好礼等儒家智慧,成就了儒商“深谋远虑、济众博施“之道。郭鹤年的性格儒雅、谦虚谨慎,但具有非常浓厚的商人性格,经商手段快、准、狠,做事专心一致,勤奋果断,对下属异常严厉,但愿意与下属共享成果的方式,赢得下属的忠心。郭鹤年长袖善舞,做事勤奋,谈判果断,选择明确,他的致富之道其实就是谈判成功之道,他一生通过谈判思索出大量对政治、经济、 的见解,有不少成功心得,也包含了失败、挫折与教训。综合而言,郭鹤年有有六大儒商特质:诚信; 热爱工作; 创新 ;低调儒雅,有隐者风范;大格局、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接受中西方文化熏陶 。郭鹤年经商以诚信为信条,永远靠道德走正路,不走斜路

 

        泰国儒商领袖谢国民,其成功的因素,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经营哲学理念上,为公司制订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谢国民是一位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品格的大儒商,他有社会责任感,又具有现代管理能力,对企业的创新意识和科技工具很重视,他具备了以德为立身之本的特质,同时坚持实践“利”与“义”相统一的价值观,勇于竞争和善于竞争,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真正实践了《论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知行合一精神。作为华人企业家,谢国民有一套成功的家族企业经营哲学与实践模式,特别是家族企业的规则、设计、制定与实施,值得许多企业家借鉴学习。作为第二代传人的谢国民是如何巧妙地应用儒商智慧薪火相传,富过四代? 谢国民很好的应用了公司的文化使命,特别打造三利原则:利国、利民、利企业,加上诚信的文化传承,包括承诺信任、兄友弟恭,同心同德,再创价值。家族精神是家族企业的“灵魂”,文化传承是凝聚家族精神的传家宝,也就是“种子的力量”。正大集团的成功,证明了文化传承基因是家族治理成功与持续的关键要素。企业文化有底蕴,成就意义非凡。

 

         黎红雷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泰国谢国民、马来西亚郭鹤年,与日本的稻盛和夫、中国的柳传志、任正非等,都是博鳌儒商典范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道创财富,德济天下”,具体表现为:德以治企、义以生利、信以立世、智以创业、仁以爱人、勇以担当。东南亚儒商领袖的启示:第一,做人与做事——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第二、东方与西方——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第三,家族与企业——文化涵养,精神传承。

 

        在回答网友关于儒家文化在自贸港建设中的作用等问题的提问之后,许福吉教授总结陈词:亚洲儒商对孔子的思想与现代价值有深刻的体会与认识,他们的成功验证了“孔子思想”是科学的、务实的、有实际用途的。为了世界、公司、企业文化,儒商秉承孔子思想的“仁义诚信”的精髓,使企业的发展欣欣向荣。不少亚洲杰出的儒商是孔子思想的追随者与实践者,孔子是我们大家的老师,也是儒商的老师。儒商做生意以仁义、诚信为主,特别是孔子学说的和而不同与中庸思想。许多企业家驰骋商场数十年,把孔子的智慧与思想应用到他们的事业和人生,增加了企业效益,丰富了人生意义。 孔子的思想是科学的、务实的、有创意的,坚信孔子的思想不但不受时空限制,同时放诸四海皆准,还能不断创造新价值。

 

 

 

 

        黎红雷教授总结陈词:第一。孔子思想的前瞻性。2500年前,孔子曾经指出:“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一世30年,百世3000年,当代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复兴,证明了孔子的伟大预言。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第二,儒商价值的普适性,包括人己合一,义利合一,德法合一等,对于当代世界的企业经营,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第三,企业儒学的开拓性。企业儒学是传统儒学精神与现代企业理论的结合,老树新枝,守正创新,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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