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曾先验性地提出：儒家所追求的“和谐、秩序、理性”的价值观，并不利于落后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而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儒家所推崇的价值观的意义就必须重新估价。

钱穆先生曾对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做出过这样的评价：“超出必须之经济”。

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坚守自己的“人文本位”的经济思想与政策，进而保持社会的良性均衡，这样才能避免像西方国家一样走向“超出必须之经济”。

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今天，“儒商精神”是一个值得被重视的研究课题。

现如今，重新研究“儒商精神”的本质，是将中国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重要话题落脚在企业层面。这对我国经济的振兴和中华文化的弘扬，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内观己心

提到“儒商精神”，当前社会中最常见的反倒是其对立面：“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就是指：

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实现人的某种功利的服务。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同时“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效率理性”。

换句话来说：持“工具理性”的人，只看重所选行为能否作为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也就是看所选的手段是否是最有效率，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他们不管目标是什么，只要目标既定，就要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手段。

从客观上来讲，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普及，才使得现代社会迅猛发展，使得人类控制、驾御客观环境的能力增强，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物质生活显著改善。

然而，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威力“所向披靡、无所不至”，以致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规律“倍受蹂躏”，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赖以凝聚社会的力量正在分崩离析。

而商人在经济发展中无疑是最关键的一个群体，他们的价值观通过影响自身经济行为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外察世界

关于“儒商精神”的争论由来已久，其主要的争论焦点在于“义与利的权衡”。实际上，大多数人对于儒家“义利观”还是停留在“轻利重义”的片面理解上。这主要还是受到汉代董仲舒主张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存义去利”的僵化教条的影响。

其实，孔子并不是耻于言富、言利的，他只是拒绝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财富罢了，他主张的是“义以生利。”

南宋著名的儒学思想家叶适也主张“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也就是用功利、利益的原则来体现道义，而不是用道义来限制利益。明代的王阳明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价值观，将重商思想与儒商精神的价值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诸如此类的学说，今的商业世界而言，更像是一场“及时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如果将先贤的智慧与现代管理理论相结合会发现：“义”主要是对管理者的道德要求，而“利”则主要是指物质需求，进而整个管理活动便是“义以生利”——也就是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而又对其柔性制约的过程。

正心正举

“儒商精神”的根源是“儒家思想”。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在规范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建立社会秩序的学说。儒家伦理千条万条，但归根到底不外乎是日常生活中做人的道理，指导人们如何和谐共处。

“中庸理性”是“儒商精神”的核心，指的是以节制取代效率，兼顾自己与他人（整体）的利益。相反，如果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无所不用其极，也必将对社会的整体效用产生消极的作用。

“中庸之道”在商人身上的根本体现，就是寻求与外界和谐相处的均衡点。这与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以及资源依赖理论中的“社会合法性”所阐述的道理其实是一致的，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管理学理论本质的相通之处。

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商精神”对于商人的指导意义在于：

你谋利没有错，关键是在于要同时注意与其他商人、消费者之间的和谐共处，不能只是“工具理性式”地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应该以“中庸理性”的思维模式指导自身的经济行为。

启迪多元思维

企业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是由众多个体、组织和子系统组成，是以组织和个体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

作为一名企业家（商人），最重要的是去思考：

如何去经营自身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如何谋求一个适合自己和企业发展的空间？

中国古代经济伦理追求的“公利”与“私利”之平衡，以道德的方式获利是为了维持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而企业家的“儒商精神（中庸理性）”无疑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实际上，在如今的时代，对于“儒商精神”的研究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想与所谓的“文化决定论”为伍，而是让我们意识到几千年前的儒家理论离我们并不遥远，它蕴含着实实在在的为人处世的方法，能够在经济、文化层面上唤起我们的民族潜力。

拨迷见智 开启自在之门

著名经济学家何轩曾解释道：《尚书》以“中”表示“合宜”，而首先将“中庸”二字并用的是孔子。“中庸”既是修德的最高目标，也指行德的具体途径。“中庸”是一套对人、事、物的基本感知框架，是一套将世事视为许多具有价值取向的“一维两极”的动力状态。

也就是说，即使是正确的事物，一旦被推向某个极端，就容易产生反效果，从而走向另一极端。站在商业的角度来看，经商是为了盈利，这无可厚非。但如果每次交易都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每一分钱都要赚尽且不留余地，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真正具备“儒商精神（中庸思维）”的商人会仔细斟酌自己的商业行为可能给其他人带来的不良后果，他们会统筹考虑选择一个“恰如其分”的方案，从而使得自己与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对于在现实商业世界中打拼的商人们，心中的“义”与现实的“利”无时不刻都在激烈角逐。“重利轻义”可能可以谋取一时之利，但是不可能给企业带来持续的利益，这类“因小失大”而“翻船”的案例不胜枚举。

其实，“义”与“利”本身就不是对立的关系，只要企业家和商人们追求的是合仁合义之利、适宜之利，从本质上来看，他们就属于“儒商”群体的一员，他们就是在用自身的践行来发扬真正意义上的“儒商精神”。